说到教材，尤其是新中国教材，就不能不提叶圣陶先生（1894—1988）的开创之功、奠基之作。叶圣陶是他那个时代教科书舞台的“主角”，几乎所有出场的“教材人”都与其相关。70多年来，全国中小学使用的课本，基本上是由国家统一编审、出版和供应的通用教材或统编教材，这种“国定制”教科书格局的形成，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起来的。叶圣陶作为新中国教材事业的领导者，准确地说，作为新中国初期教科书编审和出版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一、从教科书编审委到人民教育出版社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建国大业在即，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历经艰险，从国统区、从香港、从国外纷纷奔赴解放区。叶圣陶于当年1月7日离开上海到香港，2月28日又与宋云彬、傅彬然、王芸生、陈叔通、郑振铎、曹禺、马寅初、柳亚子等22人，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启程经过山东，于3月18日抵达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其中，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等人还背负着一项重要使命——筹建新中国教科书编审机构，审定一套新的中小学课本。到北平后，叶圣陶出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从此以后，他便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新中国教育出版，特别是教材出版事业。

　　万事开头难。我国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发展，一开始经历了“三部曲”，并且都是由叶圣陶直接领导并组织实施的。

　　第一步，1949年4月15日，为贯彻落实中央作出的统一教科书的大政方针，中央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由叶圣陶任主任，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金灿然、傅彬然、宋云彬、孙起孟、王子野、孟超、叶蠖生为委员，并吸收了朱智贤、魏建功、蒋仲仁、朱文叔、丁晓先、王城、武纡生、胡墨林、王蕴如等一批工作人员参与工作。其中大约一半来自解放区，一半来自国统区。他们紧锣密鼓地用了几个月时间，从当时流行的中小学和师范教材中，选定并修订了一套“开国教科书”，通过中宣部颁布《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1949年7月），并由新成立的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以及各地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从而使1949年秋季学期的师生都用上了新政权的新课本。这项工作成为建国大业的一部分，也为新中国教材事业奠了基。

　　第二步，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其中，改称为编审局，局长由副署长叶圣陶兼任，副局长由副署长周建人和办公厅主任胡绳兼任，基本上沿袭了原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体制和工作。这个编审局对“开国教科书”做了进一步编订和完善，又颁布了《中小学教科书审读补充意见书》（1950年2月） ，从而为1950年春季学期的师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从1950年秋季开始，教科书选用目录则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与出版总署共同决定、发布，之后再无改变。与此同时，教科书出版发行“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责任也由此确立。这至今仍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第三步，1950年12月1日，为了加强教科书归口管理和统筹协调，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在编审局、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的基础上，共同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并附设人民教育社、新华辞书社、新华地图社，由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旨在“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毛泽东主席为人教社亲笔题写了社名。1951年2月，政务院批准的出版总署《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同年5月，政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也明确指出：“大力编印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根据新定学制，重编小学及中学教科书。”为此，在叶圣陶领导下，人教社于1951—1953年改编了一套教科书（即人教版第一套教材），其中新编了部分课本。自此，人教社便成为落实中央确定的关于统一教科书大政方针的“桥头堡”和主要基地，也标志着我国教材编辑和出版工作开始走向专业化和正规化。

　　1954年9月，出版总署第一次撤销。同年10月，叶圣陶改任教育部副部长，继续兼任人教社领导职务。到1966年“文革”之前，叶圣陶又主持编出了三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54—1957年，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指挥了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编出了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及教学大纲，从而保障了新中国前17年教科书的正常供应和平稳发展，建起了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编辑、审查、出版、印制和发行的格局。时至今日，这一制度在根本上仍未改变。这一套套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学子，惠及了广大师生，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有大才、大德、大识的“圣人”

　　新中国之初教科书事业领导人为什么选中叶圣陶，或者说，叶圣陶何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材事业领导人的不二人选呢？简单地说，是他有才、有德、有识；准确地说，是他有大才、大德、大识。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首先，是有才华、有大才，尤其是在教科书编辑出版领域，是极为突出的领军人物和大学问家。

　　我们常说，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仅此还不足以说清为什么请他出面主持新中国教科书编审的大局，因为类似的名家还有许多，而且德才兼备者也有不少。叶圣陶的独到之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是职业的编辑、优秀的语文人、出色的编辑领导人。叶圣陶说：“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我的第二职业是老师”。可见，他是多么看重编辑工作。对他来说，做编辑出版不是简单的一份工作，而成了一项最重要的职业和伟大的事业。从他20多岁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课本，到开明书店做总编辑，再到执掌人教社，即便兼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领导职务，都没有离开过编辑岗位，始终是在看稿子、改稿子，编书、审书，办报、办刊等，经过他手编出的文章著作不计其数、浩如烟海。所以，其一生致力编辑和出版事业，从未停止过对于自己“最初和最终”的职业的热爱。仅就其文字水平而言，著名散文家张中行说过：“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

　　另一方面，他是专业化、职业化的教材编写者、领导者，参与或主持编出过最高水平的语文等学科教科书。叶圣陶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主要编写、编审了一系列教科书，具备了作为一个教科书编辑和领导人的所有核心素养或关键能力。他主要靠自学成才，国文和语法修辞知识扎实，学科专业精湛；当过多年中小学、师范和大学教员，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了解教材教者、学者的需求；编辑能力强、文字水平高，具有广深的文学和汉语素养，能够准确、形象、简明地表达教材的内容；学术造诣深，研究成果多，是大学问家，能够洞察学科的前沿问题和关键要害；还编写过多种、多套、多学科课本，有着丰富的教科书编写、出版与组织、领导经验。正因如此，叶圣陶长年主持的开明书店编出了质量很高的教材，尤其是文史地教科书。著名作家曹聚仁在香港发表的文章《悼念朱文叔兄》（1966）中讲过一段话：“单就语文史地教本来说，‘开明’第一，‘中华’次之，‘世界’则好坏不一定，‘商务’总是那么老大。语文方面，文叔兄所编著的，倒可以和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诸公之所编注的相颉颃。”叶圣陶领导的“开明系”教科书名列前茅，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是对教材本身，包括教科书与课程教学的关系，教材编审、出版、发行诸问题等，叶圣陶也是不断关注和琢磨。最近我们编出的《叶圣陶论教材》（2020）一书，集中反映了叶老在此方面的思想观点和实践历程。其中，他最有名的一段话就是：“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汲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教材编写是门专业，也是门学问，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尤其是中小学教科书、少年儿童读物，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编的，即便是大作家、大学问家也未必编得好。新中国的教科书是国家教材、通用教材、统编教材，要求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平平的，必须是一批最优秀的、超一流的教材人、编辑人、出版人、学科人来参与其中，走在前列。而且，每个编写团队也应该是优秀的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编辑三结合的队伍。”

　　简而言之，叶老长期做编辑、做教师，再加上长期做的是教材编辑，并且研究的也有教材问题，还编出过最好的教材。这是其脱颖而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有德行、德性，有大德、大爱，以“圣人”而著称于世。

　　圣陶先生人格高尚、大家风范，严于律己、待人宽厚。他为人敦厚，彬彬有礼。其名字“绍钧”“圣陶”就是德的直接反映。“圣陶”取自古书中“圣人陶钧万物”，意为有贤德的圣人，才能够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这影响了叶老的一生。无论是开明系、人教社，还是出版界，乃至他工作过的所有地方，都是名人荟萃、大家云集，但能够称得上“圣人”的极少，可叶圣陶就人如其名，恰是一位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圣人”。对此，他身边的同事，与他接触过的人，都高度认同这一点。这是极其难得的。著名诗人臧克家说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著名文史学家宋云彬对人、对事要求完美无缺，甚至求全责备，但在其日记中对叶圣陶的为人、做事则称赞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跟叶圣陶在人教社编了一辈子教材的张中行在《叶圣陶先生二三事》（此文入选现行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第14课）一文中也写道：“《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宽厚而深受感动。”先做人，再做事；小成靠智，大成靠德。有大作为的人，往往都是德行高尚的人。叶圣陶的经历再次说明了这个道理。

　　最后，是有识之士，有非同凡响的大识，能识大体、顾大局、讲政治。

　　叶圣陶学识高，见识也高，他一生追求，有勇气、有胆略、有定力，识大体、顾大局，始终洞察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政治上坚持进步和民主，并一直为我党所信任。这不仅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更在他的行为中充分体现出来。叶圣陶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时候，深受瞿秋白、杨贤江、胡愈之、沈雁冰（茅盾）等人的影响，革命志士杨贤江就曾要发展他为共产党员；1925年“五卅”事件的枪声，激发了叶圣陶的政治热情，也影响了他的创作走向。1927年10月，他发表的《夜》，写了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对青年夫妻被屠杀，留下祖孙相依为命的惨象。随后，他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一步步地失望、绝望。重庆谈判的进行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让叶圣陶看到了国内和平的希望和中国革命的未来。他长期主持的开明书店，不仅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坚持“不赤膊上阵的斗争”，而且这个“小小机构，此亦一度革命矣” （《叶圣陶日记：1949》）。这些都是叶圣陶思想进步、向党靠近的具体表现，也成为他被选为新中国教材编审机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原因，甚至   是主要缘由。

　　1949年3月1日，已决定勇挑此重任的叶圣陶，在乘“华中”轮秘密北上途中写下了一首诗《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可见，他是怀着喜悦心情、美好憧憬欢迎和拥抱新中国的，其诗也展现了他的开阔视野和深刻见识。

　　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面旗帜

　　叶圣陶先生既是新中国教材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人教社的创始人和“一面旗帜”。从1950年人教社筹办、创立，到1966年“文革”发生，叶老主持人教社工作长达16年。自1977年人教社恢复重建，到1988年他老人家逝世，叶老又一直担任人教社和教育部的顾问，仍关心和指导着教材编辑出版工作。人教社有今日的发展壮大，并先后得到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同叶老早期所做工作与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所指示的“弘扬优良传统”，以及人教社一直强调的“传承优良作风”，就是叶老早期开创和形成的。所以，叶老总是我们的重要话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提及他的大名；我社举办的很多竞赛、论坛、征文等活动，多取名为“圣陶杯”；社史馆里专辟了一处“圣陶馆”，展现了他的辉煌人生和主要贡献；积极参与全国叶圣陶研究会及其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多个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研究文章；最近又在叶老的家乡苏州的甪直，建立了第一所“人教附属实验学校”，并筹建了一个“语文博物馆”……当然，人教社还出版过许多叶老的著作或研究叶老的书，最新出的一本叫《叶圣陶论教材》，即将出的是完整版本的《叶圣陶日记》。前一本全面反映了叶圣陶的教材思想和实践历程；后一套具有多维价值，可谓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出版等领域的鲜活记录，亦是研究人教社社史的重要文献。

　　（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作者在2021年10月28日叶圣陶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叶圣陶与中国共产党教材事业”专题研讨会上发言的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