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不同于任性，自由与任性的边界

　　什么是自由？有人说，“自由”倒过来就是“由自”。当然，自由中确实包括“由自”，如果自由中没有自我意志的作用，就不能称为自由。但“由自”决不等于“自由”，“由自”是“任性”。

　　自由不同于“任性”。任性，如果仅仅使小性，脾气犟，属于性格问题。我说的“任性”指的是恣意妄言、纵情行事。“任性”看似自由，实际上是自由的反面，它是无视道德和法律的非理性行为，其后果往往导致的是“不自由”。无论是公共生活领域还是私生活领域，“任性”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自由应该与理性相伴而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中获得自由。而对自然“任性”，得到的是自然的报复。越任性，报复越重。

　　就人对社会关系说，自由表现为在不违背法律的条件下个人的言行是“由自”的，是自我做主。而“任性”，则会由于违法而受到惩罚。“一时性起”，酿成牢狱之灾的事并不少见。

　　就人与自我关系说，自由表现为人对自己本性的正确认识，而不是纵情贪欲，精神为物所奴役。精神的物化，就是人的异化。异化的人，是不自由的人。

　　自由决不能解释为“由自”。“任性”中有自我，但过分“自我”，就是“任性”。在我们社会中，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如果我们社会，人人都可任性而行，会成个什么样子，不难想象。

　　马克思明确把自由与任性区分开来。他曾说过，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可是法律规定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之中。在法律规范中，自由的存在是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保障的是人民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但决不赞同“任性”。当“任性”越出道德底线，就应受到舆论谴责；触犯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

　　人需要自由。没有自由，人就是两脚动物。但自由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自由具有集体的特性，而“任性”是个体性，属于个人的品性和素质。但“任性”不是天生的性格，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以及一切形成“任性”的条件相关。

　　自由，涉及人的方方面面，难以细说。粗略可分为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内在自由，是心灵的自由，属于人的内心世界；外在的自由，属于内心自由的外化，表现为言论与行为。内在自由是思想自由，属于思维的本性；外在自由，受法律的制约，属社会规定。任何法律都不可能限制人的内心自由。想什么，如何想，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可内心活动一旦化为言论和行为，付诸言行，脱离思维着的主体，就进入法律管辖范围。法律管不到内心世界，内心活动是个人的私事，但法律可以以法的形式规定指向他人、指向政府、指向国家的言论和行为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是法律规定，但标准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

　　社会主义法律按其本质来说，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维护自由，保障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但为了维护自由，必须规定自由的边界。言论自由是法律保护的权利，但在任何国家决非无边界的权利。

　　与“自由”同时并存的是“不自由”。“不自由”是“自由”实现的补充。由“不自由”来保障自由，由自由来限定“不自由”，似乎是个悖论，但不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而是社会作为有组织的集合体的本质决定的。

　　自由是与责任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拥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的后果必须自负。法律保障的是言论自由，但并不保障言论自由的所有后果。不负责任的自由言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而是特权。在社会生活中，任何自由都与责任相关。自由主体也是责任主体。不承担责任，不应享有自由；不享有自由，则不能追究责任。处罚没有享有自由权的人的责任，就是专制；而对滥用自由权负有责任者的放纵和庇护，就是徇私枉法。法不阿贵。自由和责任的相关点，应该由法律规定，而不是由领导人的意志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