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李尧棠从巴黎移居沙多居里，玛伦河畔平静的岁月，使他的身体得到了休憩，却并未窒息他燃烧的心灵。对祖国的苦念，对妃念格尔、苏菲亚等民粹党人的敬意，大哥信中的感伤和温情，混和并酿化成一杯烈酒，他取名《灭亡》，署名巴金，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经理索非，希望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酬来自费刊行。叶圣陶在开明书店一见《灭亡》的原稿，即刻拍板，决定1929年1月号起在《小说月报》连载，并且亲自为之撰写广告：“《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巴金从未想过自己的处女作能够在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销量超过万份的大型文学杂志发表；而这一发表，也就决定了他终身从事的事业，决定他在这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新的辉煌。1981年，他在致《十月》编辑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说：“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我感激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深渊，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50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也很少给我写信，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文集开始发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听觉减退，我们交谈已有困难。但是同他会见，让他知道我的脑子还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卸了责任。我们最近两次会见，叶圣老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啊！’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巴金：《致〈十月〉》，《十月》1981年第6期）

　　1977年12月2日，叶老给派遣女儿前来“索书”的巴金特意作诗并书而赠之，诗云：

　　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义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刊，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他是文学青年的巴金的引路人，他又是横遭劫难的巴金的守护神，他还是晚年巴金文学常青树的虔诚而辛勤的园丁！

　　还有丁玲。当年她南北漂泊，时而就读，时而自修，呼吸着“五四”以后自由而又苦涩的时代空气，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中国的天地是那么寥廓广大，但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却处处感受到压抑、窒息的苦痛，体尝着感伤和消沉的折磨。在福楼拜、小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诸多名家、名作启迪下，她心中孕育已久的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置身黑暗渴望光明苦闷彷徨挣扎幻灭的心灵历程，开始酿化为以苦闷和反抗为基调的小说，第一篇便是《梦珂》。1927年秋完成这处女作后，即投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对于这素不相识的作者的自投稿件，却慧眼独具，马上发表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十八卷第十二号，并且给以创作第一篇的重要地位。对于初试啼声的文学青年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支持和鼓励更为切实有力？于是，丁玲迅即写出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又被刊于1928年2月10日出版的第十九卷第二期的“头版头条”，排在陈望道译文和茅盾的连载小说《动摇》之前。第三篇《暑假中》，“头版头条”。第四篇《阿毛姑娘》，“头版头条”。四发四中，开创了《小说月报》创办以来几乎从未有过的先例，恐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有的美谈。四篇小说，初步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出众的才华气质，也代表着中国现代小说一种新的流派的端倪初露。于是叶圣陶向丁玲提议，将这四篇小说集印一册，以广远行世。这是丁玲想也没有想过的，自然万分同意。于是，包括上述四个短篇的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l0月便由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就是该店编译所的负责人！）初版印行。当《梦珂》等篇发表时，叶圣陶曾细心地在作品之末缀一“留”字，意在保存版权，不允转载。未雨绸缪，为后来的编集印行预设伏笔，更见出长者扶助青年的良苦用心。正是在这种无私的关怀支持下，丁玲才一发而不可收，迅速崛起为中国第二代女作家的代表，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关注。1929年初，钱杏邨等批评家便开始撰文评论，有的称之为“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有的赞扬其“描写的技术方面又是最发展”。30年代，丁玲的名字已经毫无愧色地排列在“现代女作家评传”的目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