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这样，那就太简单了。朱自清自说由于“一种暧昧的道德意味”，觉得歌女卖唱非出自愿，因此听歌是不道德的，经过思想斗争，心理上“受了道德律的压迫”。俞平伯则不然，他引了周作人的两句诗：“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子才爱女人。”出于这种感情，他才“爱看那些歌妓，而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同，而导致内心的冲突却一致的，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加上秦淮河夜晚的令人迷惘的景色，构成了生活的意境——诗的意境，也就是我所说的文章的内美。

　　朱自清、俞平伯两先生都比我大十岁以上，在文坛上是我的前辈。

　　俞先生和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他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他有句话使我十分佩服，俞先生说：“《红楼梦》的伟大就因为它是一部小说。”千言万语，萃于一点。这句话证明他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红学家”。我们所务不同，因此过从较少。但在十年动乱期间，却同住在一个“牛棚”里。俞先生伉俪情深，每星期必给夫人写信，有时还缄入一首旧体诗。我那时病情严重，由最小的孩子经常为我送饭，俞先生托他将信带到外边，代为投邮。每周一次，从不愆误。“为了自己的妻子才爱女人”，说明这种心情是真诚的，我在这里愿意代为证明。我和朱先生不曾谋面，但通过信。他在昆明的时候，也像俞先生一样，为我写过一首自作诗，诗是这样的：

　　诗爱苏髯书爱黄，不妨妩媚是清刚。

　　摊头蹀躞涎三尺，了愿总悭币一囊。

　　后系短跋：“市肆见三希堂山谷尺牍，爱不忍释，而力不能致之。33年昆明作。”俞先生的诗清秀雅逸，就同朱先生的散文一样；反之，朱先生的字却有一种稚拙美，又和俞先生散文的略带涩味非常接近。他们是那样的不同，又那样的相似。

　　我还记得，在1947年，我有幸和叶圣陶、朱自清两先生被一家杂志社问到“关于散文写作”的问题。可喜的是三个人的看法相当一致。我们都强调一个“真”字，反对矫揉造作，并且肯定“意境”的作用。不过朱先生自谦《背影》这篇文章，“只在真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我不以为然。文章里的父子关系，特别是儿子对父亲的感情和父亲的形象，已经构成了一个动人的意境。《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多了点景色渲染，诗情画意，但构成意境的主要成分仍然是两个青年真实的内心世界，我说过的深深地楔入人们心坎的感情的内美。

　　1987年8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