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博物馆中，有一个人尽皆知、但鲜有被提及的事实：“文革”之后，公立博物馆可以优先选择充公的物品。经过专家的鉴定，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艺术品被收归国有。他们有时候会通知物品主人的家属，征求他们的允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并不征求家属同意。不那么重要的作品通过出口途径出售，如商品交易会、各地为外国人服务的国营连锁古董店。其它的艺术品则一直封存在仓库里，直至最后被拍卖掉。上海市文化遗产与书籍管理处，根据上海音乐学院提供的信息，列出了一张包括傅雷和朱梅馥遗物在内的充公物品清单。文件上的日期是1967年底，即傅雷夫妇弃世后一年。文件有一百二十九页，上面列出了九十九件古董、一千零五件艺术品、六千七百三十本书和一百六十七件个人物品。一份“充公古董及书籍列表”上，记载了更详细的信息：二百零六幅字画、四十二件青铜器、九百七十二件瓷器、十八件玉器和石器、四十五件竹、木制品、四件象牙制品、六件墨条、十六块墨砚、四十七把折扇、五个画框、五千九百一十五本书和六十份损坏的书籍文件。列表上盖有上海音乐学院“文革”联络站和上海音乐学院充公物品处理小组的公章。物品主人的名单列于每个部分的末尾。傅雷被称为“老右派”，编号91。这说明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被抄家。从名单的细致程度，可以看出制表的人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它应该包括了红卫兵抄家所得的物品，和法院封存住所时家中存放的物品。

　　每一件充公的物品都有编号。而黄宾虹的画作，有两组编号，分别始于3643号和6757号。它们就像博物馆的登记编号一样，被认真地印在未装裱的画背面的右上角。至于已经装裱好的画，编号则写在纸条上，贴在卷轴外面。有些编号前面还有一个“文”字。其中一幅卷轴上的编号下面，有一个手画的红圈。这些标记，都是出自谨慎而精细的管理人员、而非疯狂的革命者之手。它们展示了一种高度的组织性，以及一种做好细致记录的意识。想到黄宾虹这些静默的画作，目睹了它们的主人所受的巨大屈辱，真会令人不寒而栗。手写的标记和血红色的圆圈，仿佛创痛之后留下的伤疤。

　　傅雷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对自己的物品都做了极细致的编号。上海音乐学院的清单有可能是依据傅雷亲手拟的文件完成的，因为它记录了艺术家的名字，以及画作的类型，例如“高凤翰山水册页”，或者“黄宾虹水墨山水挂轴”。虽然很难通过这些粗略的描述，确认每一幅作品，但是通过排除法，傅雷的家人基本上能够确定未被归还的物件数量。根据家人的记录，傅雷收藏的黄宾虹作品共计有一百三十七幅画作和八套册页。其中约三分之二已经退还。相反，傅雷收藏的林风眠作品，无一被归还。林风眠是傅雷的另一位挚友，在现存傅雷家中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他的作品。林风眠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傅雷收藏的林风眠作品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是因为傅雷与黄宾虹的友谊有详细的历史资料记载，而且黄宾虹早已逝世；而林风眠在“文革”中还是一个活靶子。他于1977年移居香港。

　　摄于1964年的一张照片中，傅雷坐在工作间的书桌前。房间里放着精心挑选的摆设和艺术品。书桌后面的墙上，挂着傅聪的照片，他正坐在钢琴前，转身跟妈妈说话；另外还有五幅装在画框中的画，一幅大的，四幅小的。下方的小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小盆栽，以及一块太湖石。

　　我们很容易可以辨认出三幅黄宾虹的画作。一大幅黝黯的山水画，在工作间的墙上占据着显眼的位置，它大概是傅雷的最爱。它被装在画框中，而非裱在挂轴上，显得很有现代感；这也让它不容易受损。这幅山水现在仍然不知所终，不过在它右上角的一张小幅牡丹，现在已经退回给傅家。

　　虽然当年存放“文革”抄家物品的仓库，现在大多已经清空了，但或许在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画作和物品被归还。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与政府机构的善意。1976年9月，当时的文化遗产管理局曾经将上海抄家所得的一批书籍运到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内蒙古师范学院的英语文学教师李尧，正在乌兰察布盟文化局工作。他被派到上海，从一个地下室仓库中领回这批书；它们已经在这里积了近十年的灰尘了。它们之中包括《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简•爱》和其它西方文学经典。当这批书运抵内蒙古之后，李尧在翻看的过程中，发现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册，这是他学生时代喜爱的小说。他翻开书一看，赫然发现上面写着“译者自存，一九五二年”的字样。李尧马上意识到这本书是属于傅雷的。在翻阅的过程中，他发现里面有很多用红色作的批注，显示了傅雷对完美的不懈追求。他被这本书深深震撼了，意识到这背后不但是一批藏书的失散，更是一个生命的陨落。他把书带回家保存，并决心将它归还给傅家。多年之后，他找到了傅敏在北京的地址，就把书寄给了后者。自从这次邂逅之后，李尧深为傅雷本人和他对待翻译艺术的态度所感动，开始在自己翻译的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文学作品上面，写上“译者自存”几个字。

　　近年来公立机构对于收藏品的信息，逐渐透明化。经过傅家与上海博物馆长期的沟通，后者终于承认收藏了一批属于傅雷的黄宾虹画作。这一点可以根据黄宾虹题写在作品上的献词获得证实。2008年底，三幅黄宾虹的代表作被归还给傅家。对于中国各地收藏着国家强制没收的重要艺术品的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这个行为，具有特殊意义。对这些物品的归还，虽是个别情况，却也是对“文革”的混乱及其对个人造成的创痛的一种纠正。在傅雷和朱梅馥弃世超过四十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傅聪和傅敏继续寻求归还艺术品和个人物品，通过它们怀念自己的父母，体会他们精致的艺术情怀。

　　本文节选自《有朋自远方来——傅雷与黄宾虹的艺术情谊》，[澳]罗清奇著，陈广琛译，中西书局，2015年3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