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师和学者的父亲

　　在诸多人生角色中，父亲作得最出色、最得心应手的要算老师和学者了。他出生在江苏江阴的一个小商人家庭，高小毕业时，名列第一，获“三优”奖。听从了对他颇为赏识的曹老师的劝告，父亲报考了北京的清华学堂，因为清华毕业后可以官费留美。清华当时除中国史等少数课程外，基本上都是用美国的英文原文教科书；对从小城镇来的父亲，外语学习之困难，可想而知。父亲说因英语赶不上，他曾在别人都到操场打球时被留在教室里补习。他的老师马约翰先生既教英语又教体育，这两门我看父亲都不行。可当时清华已注意培养学生德才兼备、体魄健全。据说留美考试除学业外，还有游泳一项需通过。我们总和似乎什么运动都不会的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游泳考试时，肯定是他在岸这边奋力一跳，岸那边有人赶紧拉他一把才勉强过关的！

　　对于父亲的专业，我们子女实在是了解太少，这里也有历史原因。1957年反右时，父亲被邀请去“鸣放”，提出了一些今天看起来非常中肯的意见，我记得较清楚的一条是“我们对英美的一些好东西没有学，倒学到了苏联的一些坏东西”。父亲很快被打成“右派”，而我对他的“了解”竟然都是通过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批判他的小报。

　　在纪念吴文藻诞辰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父亲被称作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作为民族学来说，他是奠基人”。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父亲曾对我说过，他一旦发现学生中有特别聪慧、有培养前途的，都力争把他们送到国外师从比他自己知识更加渊博的学者。

　　此外，他还采取“请进来”的办法，将不少国际知名学者请到中国来讲学。

　　父亲确实是把最宝贵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只可惜在他知识日趋丰富、经验更加成熟且精力尚充沛的中年时期，满腔热情地从日本回国时，他的学识不能得到赏识，有心报国却不能发挥作用。父亲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他当时的苦闷可想而知。但是父亲又是一个不善辞令、从不诉苦的人，他只是默默地做着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父亲才得以带研究生，此时他已精力不济，在许多事情上，本来反应就不及母亲灵敏的他，脑筋和动作变得更加缓慢了，眼神有时也显得茫然。但我多次惊异地看到，一旦和学生或懂行的人谈起专业，他的眼睛会忽然放出异彩，他侃侃而谈，像是换了一个人！20世纪80年代，父亲早期的一个学生的妻子从美国回来看望他，她怀着和丈夫一样无限敬佩的口气对我说：“真奇怪，和外面隔绝了几十年，吴先生怎么对专业的最新发展如此了解？！”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小的时候，学习有问题总是问母亲，因为不用我们细说，她一下子就明白我们的疑难，而且能给一个简洁的答案。而问父亲就比较麻烦，他往往不马上回答而是首先指出“你这个题本身就提得不对！”至于答案，总是过于详尽，我们嫌他太“啰嗦”，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我们那么多。可是到了我自己成为老师后，发现身边有他这么一部“社科百科全书”实在是太“方便”了。比如一次我要给学生讲萧伯纳，需要了解“费边社”，这种问题母亲是回答不了的，而父亲的详尽解答正是我所需要的。除详细讲解外，他还告诉我可以进一步参考哪些书籍。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父亲并不聪明，但极为勤奋。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学习、收集资料，多年的习惯已经构成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十分节俭，宝贵的笔记大都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写在用过的台历反面的空白页上。他的东西从来不许我们乱动，各类书籍和卡片存放的地方，都有一定规矩。我的丈夫极其钦佩又十分感叹地对我说过，父亲“真了不起！当年他在牛棚里要我给他取书籍资料时，东西放在哪个抽屉里，在第几个信封里装着，都记得清清楚楚”。

　　作为学者的父亲的诸多品质肯定是得益于“教育原来在清华”以及曾在清华执教。如今他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教书越久，就越懂得“欣赏”他、敬仰他，也越加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