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和“中国人”的父亲

　　父亲在生活上要求不高。他不讲究吃，更不讲究穿，但注意营养和卫生，爱好整洁。一件衣服或一双鞋，他至少能穿十几年。不过也只有像父亲那样仔细的人才能把东西保护得这么好。我在父母家里坐月子时，因为怕脚着凉，向他借过一双袜子，条件是只在床上穿，不下地。可是他的袜子，我穿了不几天就破了。他的衬衣，妹妹替他洗后一抖就烂了。所以后来他要送给哥哥他“不会再穿的好衣服”，哥哥有礼貌地婉言谢绝了。父亲衣物经久耐用的秘诀是，每次外出回家，都把皮鞋先刷一刷，“好”衣服“晾一晾”，然后仔细地收起来。在换季收存衣服时，衣服之间要夹放一张大纸。母亲笑话他说：“你的一个衣箱里，有半箱是纸！”母亲说归说，父亲照样每年如此收藏他的衣服。他认定的理，从不轻易改变。

　　父亲为人非常宽厚，我从未听他说过任何人的坏话。在非原则问题上，他与世无争。在重大问题上，凡是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不管会因此得罪什么人。他的书呆子气有时显得不合时宜。在“文革”中，他自然又成了打击对象，“革命小将”命令他用鞋带把脱下来的皮鞋挂在脖子上，勒令他去打扫厕所。他被抄了家，多年辛苦积累的资料、写的文章都被拿走而后散失了。“革命群众”要他交代在日本那些年在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里干了些什么“勾当”。“小将”们哪里知道，父亲是因为组内一些人在东京我家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继而辞职离团的。即使在斗他最厉害的时候，父亲都能坚持原则，不该讲的，绝不乱说。他从不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别人。在这一点上，父亲够得上一个大写的人。

　　由于小时家里不宽裕，父亲到北京求学，旅费都是同宗代筹的。因此他对贫困学生特别同情。我们上中学时，父亲总要我们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他自己生活十分俭朴，却常接济亲友。他去世时，家人遵照他的遗嘱，不从外地回京奔丧，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因此，哥哥的儿子就遵命留在外地，坚守工作岗位；作教员的我和妹妹、妹夫，都没有影响上课。父亲的三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作为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生的奖学金。我参加了第一次的吴文藻奖学金发放会，亲眼看到与会者中不少人仍然被父亲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一个人死后能让亲人以外的人如此怀念，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父亲去世后，家里收到国内外发来唁电和唁信之多，人们表示的哀思之真诚，对父亲的贡献和人品评价之高，对他被错划右派之愤愤不平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我不相信人有在天之灵，父亲本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了，但对家人来说，却是莫大的安慰。父亲默默无闻地做了三十多年的无私奉献，但是，是金子就总会发光，到头来，谁也遮不住它耀眼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