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象州县城约十五公里的寺村镇白石村南面，有一株树龄起码数百年的麻栎树。树高约十七米，树径达二米，树冠幅宽二十余米，树根几乎均隆在地面，形如大小不一的游龙嬉戏玩耍。如此雄伟奇特的景象，哪个风水先生看见都会惊呼“吉兆”。不远处是一幢式样古雅的民居，二门上方镌刻有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纯束题写的“郑小谷故居”五个大字。

　　郑小谷即郑献甫，原名存纻，别名小谷，常自称识字耕田夫、草衣山人，他是出生在白石村这幢古雅民居里的壮族人。郑献甫在现代中国为壮民族争了光、出了头。他集教育家、经学家和著作家于一身，是十九世纪中期岭南一带很有名气的文化人；他著作等身，在历史上被誉为“两粤宗师”。

　　辞官归田 教书育人

　　郑献甫父亲是乡村私塾教师。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在家乡苦读，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中进士，被安排在京城皇府任职。当了官之后，郑献甫才发现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艰难，这并不是一个施展才华的地方，于是只做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刑部主事，就以赡养老人为由辞官还乡了。清廷不仅不责难他，反而以“孝友廉洁守正不阿”赏给他五品卿衔。

　　郑献甫回到家乡，决心把自己的满腹经纶传授给子孙后代，便在家乡开创学堂，教书育长达人三十年。他大半生在两广从事教学，先后在广西雒容设馆教学，广西德胜书院、庆江书院、榕湖书院、秀峰书院、象台书院、柳江书院、广东顺德之凤山书院，广州越华书院等任主讲。从他门下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遍及岭南各地，不少学子在他思想影响下，出类拔萃，成为各级官场精英。郑献甫因此成了在岭南一带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也是他对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被誉为“两粤宗师”。

　　郑献甫在修志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由他主编的《象州志》被后人誉为方志的佳作。《象州志》结构简明，述、记、志、传、图、表、录、考等方志体裁运用自如，相得益彰，记述风格简洁、典雅、有序、实用，为历史上尚简派志书中的佼佼者。清同治时象州知州李世椿在志序中就说“志象州后于治象州，志象州实难于治象州”，“后有治象州者，观其志象州者，或于此中的因革损益不无小补。”

　　同治十一年（1872年），郑献甫在桂林孝廉书院病逝在讲坛上，终年71岁。郑献甫墓位于象州县寺村镇水站村南面的大部岭西侧半腰，有碑联为：“粤西一代真才子；岭表千秋古硕人”。

　　经纶满腹 题联警世

　　“读书自课三余子；涉世披带百忍图”。这是郑献甫的厅堂自题联。

　　郑献甫虽然身为清朝一代大学者，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并不和谐。其妻先丧，他曾撰挽联：“卿亦善持家，数十年独断独行，此去好将双目瞑；我虽云丧偶，七八口相亲相爱，迩来差觉一心安”。从这副挽联的语气，看得出他对死者似乎不够礼貌，有违悼亡本意。不过，借挽联发牢骚、吐苦水，却可从另一个角度窥见他性格中直率无羁的一面。

　　郑献甫经学饱腹，对联也常常“出人头地”。他挽陈继昌联也写得与众不同：“鼎甲系连元，历数前代名儒，十有四人君最后；养疴曾七载，归卧相公旧地，两无一面我真愚”。广西临桂人陈继昌是“大儒”陈宏谋的曾孙，是科举时代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获得者，曾自撰一印，印文为“科举自唐宋以后名次十三”。也就是说，从古人数到他，连中三元的只有13人。但郑献甫挽陈继昌的联却说有14人，这是为何？郑献甫所说的14人按顺序是：唐代张又新、崔元翰；宋代为孙何、王曾、宋庠、杨寘、王岩叟、冯京；金代为孟宗献；元代为王宗哲；明代为商辂；清代为王玉璧、钱棨、陈继昌。两人考证之后以出现差异，问题恐怕出在王玉璧身上。按王玉璧为武科“三元”。陈继昌的13人全属文科，郑献甫则把武科也算了进去，所以就有14人了。从这副对联，可见他学识之渊博。

　　勤奋好学 才倾江南

　　郑献甫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思想敏捷，才华横溢。他熟读四书五经， 精通经史及文学艺术，熟习民歌，从小就会吟诗作文。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郑献甫响应他的老师、湖北巡抚伍实生之聘，到伍的官邸任教。有一日，他到黄鹤楼游玩，正好碰上一群江南秀才在楼上设宴，饮酒吟诗，寻事开心。秀才们见到一个布履粗衫、其貌不扬的外地书生带着书童也闯上楼来，十分不满。其中一个秀才大声说：“这黄鹤楼今日我们已经包下了，上楼的人必须要会吟诗作对，你如果不会，就快些下楼去吧！”一帮秀才也跟着起哄，都嚷嚷说不会作诗就要把人赶下楼去。

　　郑献甫看了看众秀才，微微一笑，随即挥笔在楼壁一题道：“一爬爬上黄鹤楼”，那帮秀才一看，认为俗不可耐，哄堂大笑起来。等到他们笑停，郑献甫才写下第二句：“烟横沧海雁横秋”，秀才们一看，才感到句出非凡，顿时静了下来。郑献甫掉转头看了看众秀才，还是微微一笑，一口气写下了后两句：“若非对面君山隔，望尽江南十二洲。”那帮秀才一见，无不肃然起敬。他们细细品味，赞不绝口。待他们回过神来时，早已不见了写诗人。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是从广西那“南蛮之地”来的郑献甫，从此再也不敢小看岭南人了。

　　郑献甫在青年时代他已写出大量诗作，并汇编成《鸿爪集》《鸿爪集续集》和《幽女集》，并被广州的大商人伍崇耀看中而镑刻出版发行。这几个诗集均为1825至1833年之作。其余的诗作均收入《补学轩诗集》《补学轩诗集》内，后又按年代编辑为《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鸥闲集》四辑。

　　针砭时弊 诗香流芳

　　郑献甫是个有强烈思想而执著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思想内涵丰富，但都是他现身经历的体会、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吟咏。如《鸦吟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烽烟纪录，是鸦片战争中国人民苦难的呻吟写照；《鹤唳集》主要描写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大地河山的风浪，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写照；《鸡尾集》和《鸥闲集》则是记录和反映经战乱之后和他晚年的生活呻吟。

　　郑献甫在著述中，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各级官吏及朝政的黑暗腐败，都有讽刺和揭露。清咸丰五年（1855年）所写《醉钟馗图》，讽刺皇帝是喝醉酒不管事的“九重醉帝”各级官吏“酒香半是溺人血”，吮吸民脂民膏，他最后疾呼：“此辈欲除何日了？”咸丰七年（1857年），郑献甫从桂林赴广州讲学，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他于是写下了《十六日携家出城纪事一首》，怒责两广总督叶名琛昏庸误事：“霹雳雄雷轰不止，袱被老翁惊数起。晓角初停晓日明，红毛鬼子登城矣！旗民踏户呼将军，将军无语惟云云。城人联名叩相国，相国有谋殊默默。城主不拒岛夷船，岛夷遂夺城主权。”

　　郑献甫一生留下诗作3000多首。在数量和质量上不仅是壮族古代作家之最，可以说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是为数不多的。由于他在岭南各地办学主讲，他的诗作也流传遍及岭南各地，而且反响是很大的。

　　郑献甫的诗论十分独特，几乎是以诗论诗，这样的以诗论诗大概有30首左右，这不仅在壮族古代作家中少见，就是在当代和后来的中国诗坛上也是少见的。郑献甫的诗论，既是壮、汉文化交流的结果，又有壮族文化独特的理论色彩，对于揭示中华民族文论史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的关系和加强民族团结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更不能忘记的是，郑献甫治学的另一个思想是，他历来主张总结前人的成果，学习前人的经验，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智囊。他特别强调“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说“若不破万卷，安能凌八荒”。他要求学子博览群书，积累知识。因此他爱书如命，有钱即买书，注意收藏各种图书。根据他自己的记录，他收藏的各种图书资料就将近万卷。他死后，家人清点书库，的确将近万卷。在当时印刷不发达的时代，而且是社会动乱的时代，能搜罗到万卷书诗是很不容易的。难怪乎《象州县志》也说他：生平无嗜好，惟好书，终日不释卷，博览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