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上海家里到北火车站的时候，见到一张标语，写着“打倒失意政客马叙伦”，大概是所谓苏北难民到上海来贴的。我心里好笑，这样的标语，太无聊了。

　　我的确是登过政治舞台的人，但是我是以革命党的资格登舞台的，我自认为不懂得政治，不配过政治生活的，所以在十九年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有一首诗道：“袍笏登场又一回，未酬素志鬓丝衰；身无媚骨难谐俗，从此柴门不再开。”这就算是我的誓墓文吧。

　　上年胜利以后，我参加一群人写封信给政府当局，这封信并未在任何方面发表，有晓得这件事的人，就造是生非，说我要想做官了，我听到了，也写两首诗道：“昂头向天外，岂有羡鱼情！饥渴萦孤抱，艰危赖众擎；昌言师仲统，养志学逢萌；办得青门地，言归事耨耕。此身时积毁，吾德未光明；就夏阿衡志，归明诚意情；志士终难测，青山有旧盟；寄言长舌妇，且莫妒倾城。”

　　凡是政客，都是以做官弄钱为目的的，我的做官，真是“席不暇暖”。如想做官，机会也有，尤其敌伪时代，伪朝权贵，不是朋友，就是后生。老实说，只要不学杨铁厓甘做老寡妇，食指一动，五院的院长抓—个来做做，非但不是难事，而且还会有人“倒屣相迎”呢。可是我也做过北方抗日救国会的领导者，我要堂堂地做个人，我决不再希罕一官半职！

　　这回在南京，还听说有人想把我弄到政府里，以免我再和国民党距离更远，这也是把我看做失意政客吧。我想一个执政的政党，最要紧的是把他的主义拿来实现，这是收拾人心的要诀。如果不把他党的主义来实现，更弄得政治不像政治，贪污的事情，愈闹愈大愈多，还要违背了人民心理，一味想拿打仗来解决不是打仗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自杀的法子。

　　但是他总不觉悟到达一点，看到意见和他不同的，都认为是反对他，都认为被他的敌党利用，做他的敌党的尾巴，第一、把环境弄不清楚；第二、把人们人格都看轻了。自然，也保不定有失意政客在找机会，想得一官半职，被他们看出了，就以为人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可担保，我们这些人百分之百是熬苦受难，自己有主意，为了爱国而结合的，都不会为一官半职而动摇的，只要政府顺从了人民所希望的，也就是国民党应该实行的，大家都不会和政府为难的。否则你会张开眼睛，见的都是你的敌人，你会把忠于你的都和你分手，或者竟被你驱逐到你的敌党那方面去，而你收拾去的，只是一班失意政客，增加了你本质上的霉点。

　　这次下关事件，就是在政府的人们，都说笨得要死，都说不成事体，如果真是邵先生说的：“这是党里几个人干的”，“这是政府里几个人干的”，那么，党的当局政府当局晓得！晓得还成政体？不晓得，正应了一位“政府大僚”说的当局现在势成臃肿了（意思是古人说的“尾大不掉”），那么还办得了？

　　这次下关事件，分明是政府替民众做了大宣传，一直传到世界的每一角落，真是“出人意表之外”。在我的理想，上策，我们到了南京，政府当局在第二期停战限期转眼要满的时候，正好拿我们做了桥梁，把一副重担子按在我们肩上，一路顺风地开出一只民主航船，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在适应人情的情况下实行了，拿全民政治来抵制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安稳地把握住了前途，叫八臂哪吒的共产党，自然地也就了政党之一的地位。

　　至于解放区和东北问题，横竖一经实现民主，土地不是任何党能私有的，军队真正国有了，这些问题由人民总投票解决他，没有武力做干涉的后盾，人民自由意志来投票，不见得共产党一定胜利，国民党一定失败。

　　就是不这么做。对于我们的入京，客客气气地招待，诚诚恳恳地商量一番也好，敷敷衍衍地应付一番也好，手无寸铁的八九个代表，政府有什么难以处置？这是中策。

　　至于下策，自然是重演较场口沧白堂的一套了，不想上中两策都不行，偏偏爱用下策，这就没有话说了。但是吃苦的还是政府，还是国民党，拿秤来称一称，恐怕不合算。

　　这件事件算过去了，政府还有一点聪明，把警察官吏不痛不痒地办了一办，自己遮了一遮眼睛，但是当时拿到的严一萍等八个打手，据前两日某报上说，因为原告拒不作证，将认为无罪，这却奇怪了。八个打手的被捕，是当时军警捕获的现行犯，不是被打的人请求逮捕的，当时被打的人，伤的伤得无避处，像死尸的像死尸地躺在地上，头昏眼花，晓得谁是打手；满屋子的打手，你一拳，我一脚，谁是打的，谁是不打的，被打的从哪里去分别他的！捕人的军警当然看见他们动手，才逮捕的，那么原告就是军警，其实军警送到法院，法院提起诉讼，检察官就是原告。

　　这件事完全是政府自己维持法律的问题，如果这些人不是打手，军警就要负责任。总之与被打人无干，被打人不是原告，就无所谓拒不作证了。

　　愚笨的军警为他们自己的责任，逮捕这八个人，自然使指使的人们为难了，之后那原告拒不作证的由头来开脱他们。

　　从这件事，我们又可以测量测量政府此后的态度，但是我们还听见某方面又在上海某处组织打队六十队呢。且看吧，国家要在这样地打风下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