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加强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平稳运行。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研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认为，基本的经济改革不会在没有政治改革的背景下发生。阿姆西·巴格奇认为，中国改革的中心任务在于建立以市场为控制机制的计划商品经济，“促进改革”的战略需要在政治经济体制中找到可释放的因素。中国改革的结果是释放社会主义体系中隐藏的潜力。同时，不断维持政治稳定，这促使了市场力量逐步发展，促进了财政稳定，为大规模外资流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也为市场失灵提供了干预手段。

　　海外学者认为，经济改革的政治限制是苏联式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不断改革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断成熟。印度学者哈努曼泰·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制度中一直体现“民主集中制”，这可以在广泛地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迅速做出统一决策，政府效率非常高。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其撰写的《评估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任务》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在于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和参与远远多余大多数高收入的市场经济体，但这并不是直接控制。这种政府的参与程度可以保证经济政策发挥更多的效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亚当·西格尔，通过对对非政府性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研究，强调了地方政府在培育小企业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则撰文指出，政府在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业。地方政府因为处于行政等级的下端，与企业距离更近，收集信息更为容易，可以进行更明确的财政激励和约束，对企业的监管能力更强，所以其优越性体现的更为明显。

　　3.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国内发展情况和国际发展大势相结合。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性，促使西方公司放心地在中国投入资金购买设备和开办合资企业。中国在进行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面向市场，向私有财产、私有企业以及外国开放。其次是中国人的海外留学、旅行以及电视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同其他文化进行接触。在改革早期，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派往或被允许出国留学，作为信息和变革推动者的渠道，使大量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与共享不同的发展经历。埃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邵基·邵基·贾拉勒认为，改革开放意味着对世界开放，不断加强与各国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使开放成为中国国家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巴里·诺顿认为，中国在吸收了很多国外经验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本国内在的创新。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学教授艾里克·哈维特，运用产业政策理论分析了近20年来中国电信设备行业的发展。他对中国政府在塑造该行业中的作用表示了高度肯定：首先积极吸收利用外国先进技术与设备，然后推广中外合资企业，最终培育国内企业。

　　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学者雷拉·丘克伦在《中国视角》发文指出，中国不断从国外的规则和惯例中汲取经验，同时也将这些规范和经验中国化，以便更好地整合以使中国加入和参与世界性事务。密歇根大学莉迪亚·麦克马伦·莱尔德等人认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积极推动国家发展计划，并成为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领导者。美国学者金凯莉，在其撰写的《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角色》一文中认为，中国不断寻求参与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的新路径，以自身能源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做出贡献。

　　三、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凝聚起“中国力量”

　　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的迅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力量的发挥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是关键，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凝聚起了“中国力量”。

　　1.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仅仅视为一个渐进的政策创新过程，这背后中国共产党作用的发挥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调研进行“适应性动员”，在推动发展区域适应性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创新，提高指导思想的针对性。他们指出，调研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调研，可以收集信息和积累经验，从而使政治路线适应需求和合理化，灵活制定适应每个地区的政策，同时在统一的思想和国家方针的指导下促进中国的整体发展。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延续性保证了中国70年的快速发展。例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延续丰富了之前的发展策略：发挥公有制的主导作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强调产业政策和科技实现等，旨在以这些策略实现新时代的第一阶段（2020—2035年），即社会主义现代化。

　　海外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进程中一直注重反腐败，国家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严苛。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断以强硬手段治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腐败，以免腐败腐蚀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执政能力，不断建立更为透明的行政系统，更严格的官员评估制度，逐步实施新法律，非政府组织作为信息收集来源和监测手段发挥更大作用。托马斯·海贝勒对中国共产党2013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活动”展开分析，认为这项活动覆盖面从中央到地方，旨在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政策推行能力。通过这样的活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改进党员的工作方式，将党员打造为道德模范。

　　2.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在《中国评论》上发文，对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路线高度认同，指出曾经是革命领导的主要方法之一的“群众路线”，在当今中国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制定方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群众路线是传统形式政治参与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代表那些无法通过现有参与机制表达其需求并因此仍然在决策过程之外的社会群体，可以提高政府对更广泛公共利益的响应能力。群众路线作为利益表达和聚合的机制实施意义重大，可以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畅通了群众与政府之间信息流通的机制，可以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

　　中国70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发挥；加强人大常委会的力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多权力和职能；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在省级和县级的选举中引入竞争性选举，显著提高了代表的质量。

　　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有目的地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利益，推行渐进式改革，加强法治和公民权利，促进人民群众形成新的社会共识以及建立新的有效社会管理模式。中国通过寻找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对于取得进一步进展至关重要。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在其著作《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和局限》中，通过对温州等地区的实地调研表达了对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肯定，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不断以平稳渐进的方式增强公众政治参与度，并取得了较好进展。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认为，中国的发展旨在改善经济表现，带来社会更高的物质福利和更好的生活机会。中国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开展涉及真正制度创新的大胆实验。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大众福利，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求”。印度学者哈努曼泰·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高度认同，指出“随着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率和农业的生产总值增强迅速，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中国经验表明，经济改革不必减缓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减少。”郜若素认为，中国经验是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首要政策目标，这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美国西方学院学者亚历山大·戴，通过对中国农民角色转变的研究，认为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的发展强调一定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这一做法值得赞赏和肯定。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民的潜能，从而实现了农业的高速增长和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世森，在《中国新农村土地改革：评估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益，让他们更好地运用土地使用权，这有利于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学者阿尔伯特·帕克在《公共经济学》杂志上发文，认为中国的开发式扶贫政策，通过推动贫困地区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减贫进程，同时也减缓了区域差距扩大化趋势；中国扶贫投资在整体上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利益，使贫困地区的平均收入和消费增长高于其他条件相同的非贫困地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彼特·桑德斯教授在《中国季刊》发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整体贫困率的下降反映了中国发展的成功。中国政府利用最低贫困线的设置，妥善改善了老年贫困人口的生活安排，虽然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但是生活质量方面的差距远小于人均收入的差距。

　　美国《赫芬顿邮报》资深评论员约翰·富勒顿指出，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中国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写入政府法案，使其直接变成政策施行，是直接有效的，这有利于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巴鲁克·伯克赛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已经推行很多法律以保护环境，增加公共健康效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