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郑振铎与文学研究所"老先生"

　　莫逆之交

　　文学所建所初期的其他“老先生”，以郑振铎熟识的朋友居多。

　　建所之时，王伯祥、俞平伯二位与郑振铎的友谊已逾三十年。比郑振铎年长八岁的王伯祥，是他交情既久且笃的屈指可数的老朋友之一，两人互称“铎兄”“伯翁”。王伯祥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二十年代时曾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长期共事。叶圣陶回忆，那个时代他们经常一起喝酒、逛旧书店（《回忆郑振铎》）。“抗战”上海沦陷的艰难时期，王伯祥还为郑振铎保存过“遗嘱”。

　　十年商务印书馆之后的二十年开明书店编辑生涯之中，王伯祥创造了现代学术出版史上的皇皇伟业，主持编辑出版了驰名学界的巨著《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一九五二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成立，伯祥先生辞去开明书店工作，即应郑振铎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王伯祥日记·前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王伯祥之入文学所，今人引《叶圣陶日记》等资料，有具体考述。

　　《王伯祥日记》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记载：“十二时半，乘三轮赴黄化门西谛（按：郑振铎笔名）家，平伯已在，盖约同附车出城也。时西谛适出午饭，俟至一时三刻许乃返。因共载，出西直门、过海甸，径赴北大临湖轩，已二时廿分矣。宾客同人到者六十余人。……至七时半散，仍偕平伯附西谛车入城。”可见文学所历史性的“开张大吉”之礼，郑振铎、王伯祥、俞平伯三人是联袂共赴的。

　　王伯祥遍读典籍，尤精史部。郑振铎邀他加入文学所，所做的一项重点工作便是《史记选》。西汉时期文史尚未完全分家，《史记》既是伟大史书，也是伟大文学。《史记选》校注审慎，博得业内好评。

　　俞平伯比郑振铎年轻两岁，“五四”时期，二人都在北京上学。其时，俞平伯是北大学生《新潮》社的骨干，郑振铎是北大之外学校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却无缘相识。俞平伯回忆，两人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相识（《回忆郑振铎》），他经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俞平伯是“新文化运动”弄潮儿，著名白话诗人、散文作家，以及现代“新红学”学术思潮的代表者。郑振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则是年轻的文坛领袖。

　　郑、俞交谊具有明显的段落性：第一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属于两人缔交的热络期，亦恰当“文学研究会”极其活跃的时期，风华正茂的他们与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在上海组织过一系列的文学活动。一九二四年底，俞平伯转来北京，以后一直在各大学任教。第二阶段，十来年之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郑振铎受聘来京，任教于燕京大学，此时他们都升格为学界中坚，两位老友又有重叙友情的时期。第三阶段，再历十多年，一九四九年郑振铎与一批著名民主人士由中国共产党组织自香港来京，参与政治民主协商；一九五二年郑振铎邀请俞平伯加入筹建中的文学研究所。

　　郑、俞二人又有“‘开明’之缘”，郑振铎是开明书店董事，俞平伯是股东，他们与叶圣陶、王伯祥、朱自清等又都是开明同人。

　　作为“五四”以来“新红学”的代表人物，郑振铎延揽俞平伯入所，也希望他继续从事《红楼梦》研究。俞平伯一九五二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一九五三年发表《红楼梦简论》，没想到次年秋冬即遭遇全国性的疾风暴雨式的点名批判。对此，郑振铎作为文学所所长对老朋友的遭遇感觉意外，而俞平伯则内疚辜负了作为所长的老朋友。郑振铎遭遇空难后，俞平伯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一九六一年十月，分别作《哀念郑振铎同志》《忆振铎兄》悼念文章，婉转哀伤，可为悼友散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