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郑振铎与文学研究所"老先生"

　　钱锺书学贯中西，这里不拟探讨钱先生之学术成就，仅以观察文学所“老先生”群体为角度，提出一个“谁是钱锺书的伯乐？”的问题，也主要以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之建设着眼。由《宋诗选注》，往前则《谈艺录》，往后则《管锥编》，旁及《围城》。综合这些因素，谁是伯乐之问，是可以答之以“郑振铎”的。

　　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任教（包括兼任清华中文系教授）时期，钱锺书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今检郑振铎偕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创刊号上著名的一百零八人“特约撰稿人”大名单，时年二十四岁的钱锺书即在列（此件资料，感谢文学所刘福春研究员检示），可证二人相识不晚于一九三三年。众所周知，文学所刚建立时，钱锺书是外文组研究员。抽调出去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之后，一九五四年返回所里，所长郑振铎明确指示，将他借调至古代组担任选注宋诗的工作（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二〇一六年版）。所以，《宋诗选注·序》曰：“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钱锺书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名之作《谈艺录》一九四八年由与郑振铎关系密切的开明书店出版。《宋诗选注》完成之后，他就一直在古代组，假如没有这一因缘，大概钱先生的晚年不会发愿写作《管锥编》这样的中国“古”字号的大书吧？钱锺书的学术事业最终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而非外国文学）名家，郑振铎识才用人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进行职称评级，“由郑振铎、何其芳两领导提名，经学术委员会讨论，一致同意定钱锺书为一级研究员”（王平凡口述：《文学所往事》）。当年文学所管理部门的老人回忆那时主持所务的何其芳对于钱锺书的认识：“钱锺书在解放前，受郑振铎先生影响，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参加编辑《美国文学丛书》，并参加了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等活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逃台湾。郑先生听说台湾大学聘请钱锺书、杨绛夫妇教书，他赶紧给他俩写信，劝他俩留在内地等待解放。据钱先生说，他俩原打定主意不走，得到郑先生的信更加坚定下来。”可见，如果说五十年代钱锺书在文学所内受到一定善待，那么，与郑振铎是有关系的。

　　上述几位文学所古代室“老先生”之进入文学所，无一不与郑振铎之延揽有关。没有他的张罗与规划，他们未必可以聚集到一起来。观察这一学术史环节，“私谊”盎然、“公义”昭昭。依靠、引导并保护学者各自个性化学术优势的发挥，才能取得出色的业绩。包括《史记选》《沧州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汉魏六朝诗选》《宋诗选注》《古本戏曲丛刊》等在内的大小学术名著，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馆藏，文学研究所良好的学术传统……这些都与郑振铎（也包括何其芳）知人善任的领袖气质关系甚深。

　　今年适逢郑振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又值他遇难六十周年。抚今追昔，我们要衷心感谢这位“文学研究所之父”，深切缅怀这位充满进取精神的杰出学者、文学家、藏书家、活动家、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