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浦到巴黎

　　1927年12月31日下午，在湿冷的浦江码头，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和几百名旅客一起登上了法航公司的“安德尔·勒邦号”（Andre Lebon）邮轮。

　　他买的是一张三等舱票。头等舱和二等舱主要是外国人和三两中国官员。四等舱留作法国从安南（即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调防士兵的营房。三等舱人不多，其中只有两个中国旅客，除了去留学的傅雷，还有一位是中华益友社的雇员洪永川，受命去欧洲推销国货。两个年轻人同住一间舱房，一路做伴，经过将近34天的海上航行后，抵达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

　　傅雷将同伴送上了去尼斯的火车，自己按计划去了西部的普瓦捷，在那里补习法语，为进巴黎大学做准备。

　　据洪永川的回忆，在邮轮上，傅雷的法语和英语程度还都无法和人交流。他告诉同伴，虽然过去曾读过法语，也在大同大学念过英语，因不常用，都已遗忘。他们利用船上的时间，请了一位同船的安南青年补习法语，每天教授一小时，进步很快。到普瓦捷后，傅雷寄宿在一个法国人家里，房东是个老太太，待傅雷很好，每天教他发音和会话。傅雷又另请了一位法文教师，教授文法和读本。他很刻苦，法语进步飞速，到1928年9月，他顺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主修课是文艺理论。同时，他自述中提到，自己也在卢浮美术史学校听课。1929年3月上海艺专校长刘海粟到达巴黎的时候，一年多前还不能开口说法语的傅雷，已经可以给他们夫妇教授法语了，也在一些正式场合帮他做翻译。1931年5月，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去意大利朝拜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作品，在这趟旅行中，傅雷由在罗马认识的一位贵族夫人引荐，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和罗马扶轮社的邀请，用法语作了题为《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之意义》的演讲。

　　傅雷和刘海粟相识之前，先认识了原上海美专的一位留学生刘抗。1928年他们在巴黎遇上后，一同在郊外的Nogent Sur Marne的家庭宿舍中租住，从此朝夕相处。“我因了他，对音乐和文学获益不浅，他也因了我，引起更大的艺术兴趣。”他们一起参观博物馆、画廊，去得最多就是卢浮宫。傅雷被刘抗带进了一个巴黎的美术的小集团。这个名单里，有刘海粟、庞薰琹、滕固、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归国后都是中国美术界的一批耀目的先行者。傅雷的人生和事业，从此和艺术，也和这些朋友交缠在了一起。

　　1929年3月来到巴黎的，还有在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当教授的散文家孙福熙，以及他的二哥、文学编辑孙伏园，他们和傅雷一样，也在巴黎大学文科攻读文学和文艺理论。而诗人梁宗岱、美学家朱光潜，这些人也都和刘海粟交好。傅雷因此常和他们聚在刘海粟夫妇下榻的旅馆里，聊天和争论，有时也陪着刘海粟去卢浮宫临摹名作。在亲密的相处中，刘海粟发现傅雷有极出色的鉴赏力，文字又漂亮，于是向他建议：你不要把时间再花在创作实际方面了，还是潜心研究美术理论和美术史吧，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

　　1930年，仍在巴黎的傅雷写了一篇《论塞尚》，寄回国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虽然只是一篇通过资料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画家的文章，22岁的傅雷却颇有自己的见地。他写道：“要了解塞尚之伟大，先要知道他是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

　　给予艺术至高的精神地位，视伟大的艺术家为时代人物的代表，这种宗教般的热爱，傅雷一生再未改变。

　　傅雷到法国后为什么选择学习艺术史？他对艺术宗教般的热忱从哪里来？如果回到20世纪前20年的那个时间节点，就会发现，傅雷其实是那个时代中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一个例证。

　　傅雷1908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属上海市南汇县下沙乡王楼村）。在他祖父一辈，家里还是当地大户，有几百亩地，30多间房。傅雷的父亲傅鹏，虽然继承了家族全部财产，却折损了大半。傅雷不到4岁那年，在周浦镇一所扬洁女子中学任教的傅鹏又被人陷害入狱，得了肺痨，出狱不久就去世，年仅24岁。

　　傅雷的母亲李欲振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却非常有见识，在族里威望很高，族里发生纠纷，往往请她公断。丈夫去世后，她又接连失去两个孩子。为了让唯一剩下的儿子能够有出息，1912年，她带着傅雷、奶妈、账房、佣人，从闭塞的村里举家搬迁到了十几里外的“小上海”周浦镇。傅雷7岁由私塾启蒙，11岁后又在镇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学到上海去了。他的母亲，再次凭着见识和胆量，将他带到了更广阔的新的世界。

　　他们离开老家周浦到上海，正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从晚清康有为开始，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者就对美术的重要性有一种急迫的误读。在洋务运动背景下，中国近代美术最早建立在图画手工的概念之上。康有为曾写道：“绘画之学，为各学之本，中国人视为无用，岂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赖画之发明。”李叔同在留日之前，也向国人极力推崇法国的美术体系，认为法国举办万国博览会以来，“不惜财力时间劳力，以谋图画之进步”，所以成就为世界大美术国。而美国和日本，也是因为学习了法国，美术工艺才日益进步。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的“美术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先进人物既从社会发展和国家强大的角度来看待美术的意义和地位，也接受了蔡元培所倡导的“把美术视为一种超功利的美感教育”“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种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术”概念的理解。

　　傅雷转学上海后，考入南洋中学附小四年级，结果却在一年后就因为顽劣而被校方开除了。第二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傅雷因为一言不合就和同学打架，又公开反对宗教信仰，初中还没毕业就又被学校开除了。1924年，他仍以同等学力考入大同大学附中。

　　虽然屡受挫折，但整个少年时期，傅雷都接受到中国最好的西式教育，自然也在这种氛围中受到熏陶。他一生中对美术和音乐所保持的宗教一般的纯粹态度，最初应该来自这种时代的印记。

　　早在傅雷于老家念私塾的时候，1915年，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就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加上“庚子赔款”的资助，许多中国留学生开始了赴法留学之路。赴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选择了学习艺术，集中于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随着林风眠、林文铮、徐悲鸿等早期学生陆续归国，在20年代逐渐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上的法国体系，其影响力超过了1905年开端的日本体系。

　　傅雷动身去法国留学已经是1927年底，留法潮其实已经在回落。据傅敏从父亲好友周煦良处听闻，1925年“五卅惨案”时，傅雷在大同附中上学，因为带头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大同校董吴稚辉认为他是共产党，要抓他。傅雷寡母急了，把他领回了浦东老家。风平浪静以后，傅雷又到上海的一所很普通的持志大学念了几天书，不久就去了法国留学。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得过一张毕业文凭。

　　傅敏也疑惑过，父亲当年为什么突然决计去法国？后来他发现，父亲有一个表哥叫顾仑布，属于20年代初勤工俭学留法的那一批学生，学的是纺织，那时候已回国，是一个工程师。这个表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看到我父亲这个样子，就劝我父亲去法国留学，他讲的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情况对我父亲很有吸引力，我父亲脑子非常灵活，善于吸收新鲜事物，要不怎会带头闹事呢！可要做通我祖母的工作，并非易事。这么一个传统的妇女，又是寡母孤儿这么过来的，怎么舍得让一个儿子，不远万里到法国去留学！这里头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我父亲的姑母傅仪，她毕业于当时的一所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中（现在的上海第三女中），对这个祖姑母我们从小就非常佩服敬畏。她英文极好，小时候见她看英文小说就像看中文小说一样，人也非常开明。我们兄弟俩调皮，父母出远门时就把她请来家里坐镇，能把我们镇住，是这么一个人。她从中斡旋，说服了我祖母。

　　“可是我祖母提出一个条件：出国前必须跟我母亲订婚。我母亲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妹，大概前三四代有姻亲关系。他们俩本来就很好，我父亲欣然同意。这样，我父亲才顺利地留学法国。”

　　傅雷如何看待自己将要在异国他乡度过的5年？他在船上发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这次赴法留学，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但我之所谓烦闷者，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我曾多次想过：我数年来的颓废生活，应该告一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