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之间的命运

　　从巴黎回国的几个月后，1932年1月，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结婚成家。他们此后在上海生活三十四年，搬过三处地方，不过距离都极近，生活基本是安稳的。

　　最早是住在吕班路201弄53号，傅雷1934年给罗曼·罗兰写信那会儿，落的就是这个地址。他们在这里有了傅聪和傅敏。1938年搬到同一条马路上的巴黎新村4号，住到1947年才离开。傅家的最后一个住处是江苏路284弄安定坊，风风雨雨18年，直到他们夫妇相伴弃世。

　　“1947年，傅雷搬到了我们家隔壁，傅、宋两家成为邻居。根据资料，安定坊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建筑面积1476平方米，共有15栋18单元独立洋楼建筑，每栋独立房屋两层楼高，内有几个单元，当时全部都是宋家的物业。”香港作家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一书的《傅雷》文中写道。

　　宋以朗的父亲是宋淇（1919—1996），民国时期即活跃于上海的文艺评论和翻译群体，和钱锺书、傅雷等人都有深交。1949年他从上海移居香港，后来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后，亦立嘱将自己的遗物（包括遗稿）交给他和夫人邝文美保管。这些事在华人文坛很有名，所以世人都知宋淇和张爱玲为至交，却不太了解，他也是傅雷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相处如同家人。在《傅雷书简》里，收入12封写给宋淇的信，或论翻译，或谈生活日常，只是那时候傅雷在信中称呼的还是宋淇的三个旧名：宋悌芬、宋奇或笔名林以亮。

　　1943年冬到1946年春，还是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傅雷、宋淇与十来个朋友发起过两周一次的茶会。据傅敏的回忆文章，茶会每次请一位来客为大家讲座，有时文艺，有时科技，也谈论时局。当时傅雷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淇则讲到更为奇怪的题目，关于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还有一位常客是导演陈西禾。这样的文艺沙龙，应该也让傅雷想起年轻时候在巴黎，和刘抗、刘海粟他们的恣意长谈，“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结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茶会在杨绛的《忆傅雷》里，大概就是她所说的不能忘的夜谈。“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傅雷搬到安定坊后，这个茶会就歇了，散了。一位自上海跟随到香港的宋家用人曾向宋以朗讲过安定坊当时的大貌：1、3、5、7栋毗邻一起，除了7号住的是个商人，其他三家都是文化人：1号住着从德国回来的萧乃震和夫人成家和、女儿萧芳芳，3号是傅雷一家，5号是宋淇一家。上海文化圈总千丝万缕地牵连着，成家和在嫁给萧乃震前，曾是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在上海艺专时期也做过傅雷的学生，而傅雷和刘海粟则是巴黎留学时期的密友。萧家的女儿萧芳芳，在香港后来成了著名的影视明星，《傅雷书简》中还有50年代傅雷写给她的一封信。安定坊这四家人，1949年后陆续离散，最后只有傅雷一家留在了大陆。

　　宋家在1949年5月搬到了香港。傅雷其实离开上海更早。1948年他变卖了老家的一些田地，又将上海的房产抵押，携全家去昆明，住了七八个月旅馆。去昆明的原因，傅雷后来在1957年前后的交代书中写道：“适友人宋奇（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旧游之地，指的是傅雷曾在抗战期间受邀去昆明，短暂参与国立艺专办学的那段经历。但他和昆明好像缺些缘分，这次大概仍然是事情没有进展，1949年6月，傅雷夫妇带着小儿子傅敏飞去香港，而傅聪坚持独自留在昆明入读云南大学外文系。

　　他们一家三口到香港后住在堡垒山，即现在的炮台山。虽然朋友们都劝傅雷留下，但半年多后，傅雷还是决定回大陆。他们一家从香港搭船到天津，陆路转去北京，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锺书夫妇等老友见了面。杨绛在80年代初《忆傅雷》一文中写过经过：“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从杨绛的记述看，傅雷从香港到北京，大概也是想从老友处了解一点新政权下的情形，决定何去何从。如果当时他们一家留在北京，命运会不会有另外的方向？以傅雷的刚直性情，恐怕也无分别。

　　回到上海后，傅雷一家仍住回安定坊，只是从3号搬到了隔壁宋家的5号。这是一幢带花园的洋房，傅家借住一楼，宋淇的母亲和老太爷未离开上海，仍住二楼。50年代傅雷和宋淇通信，还经常转告他家长辈的情形。宋淇太太邝文美有个妹妹，去了美国，留下一台钢琴寄存在安定坊5号。据傅雷写给宋淇的信，这钢琴曾被傅聪初学时借用，是他最早用过的一架琴。傅雷曾连写两封信与宋淇商量，说傅聪学琴一事“已成骑虎”，买琴看来“在所难免”，而上海好琴日渐难寻，所以着急托他问问，邝家老太太是否有意愿将那架钢琴出让。大约是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傅雷在第二封信中告知，他请两家琴行估过价了，“一出500万，一出550万，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当时用的还是“旧人民币”，550万约合新币550元。宋以朗说，其实那时候大部分宋家人、邝家人已不在上海，只剩下他祖母和老太爷，即使傅雷让傅聪继续用这台钢琴也没有人会说闲话。“但傅雷坚持买下，提议的价钱也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执着、做事无拖无欠的一面。”

　　傅雷回到上海后，仍旧闭门译书。他决定继续靠稿费养家，这样才是“清白”的生活。作家叶永烈告诉本刊，80年代他去上海作家协会查找傅雷人事档案，发现他虽然曾经有过“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这种头衔，却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根本没有他的档案。叶永烈后来在当地派出所查到一张傅雷填写的《闲散劳动力登记表》，上面几行简略的文字，写明他在1945年前做过的四次公职，比如1931—1933年在上海美专教书，1935年曾代前“古物保管会”往洛阳考察龙门石窟……前后加起来不足三年，“这是他唯一的档案”。

　　1949年后，上海文化人里面只有他和巴金没有领过工资，在家工作，自食其力，独自“隐遁于精神境域中”。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费维持。他家后来住了18年的江苏路安定坊，是上海比较高档的街区，1949年后也有不少名人住在附近。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曾跟叶永烈说，各家保姆常在一处买菜会聊些家常，傅雷家每天的菜金都是比较少一些，比其他几家都过得节俭。

　　正因为要靠稿费生活，最后5年，他80万字的译稿无法正常出版，眼睛又出了问题，傅雷才会忧心忡忡、内心苦闷，担心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傅敏转述，1961年9月，他父亲写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石西民的求助信，催人泪下：“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因念吾公历年关怀，爱护备至，故敢据实上达。私衷期望，无非能早日恢复目力，以后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据傅敏所知，后来石西民会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商量，每月汇给傅雷200元，作为预支稿费。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他的遗译《幻灭》和《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时，就不再有稿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