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以爱真理甚于爱友一语自谢耳”

　　傅雷的脾气刚直、急躁，甚而暴烈，这在他很多老友的回忆文章里都有提及，也包括傅聪和傅敏对父亲在家中的记忆。《傅雷家书》中收入的第二封信中有一段，傅雷说他“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傅敏在此句下面注写说，“父亲教子极严，有时近乎不近人情，母亲也因此往往精神上受折磨”。

　　傅雷也剖白过自己这种脾气的缘由：“……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得大生其气……我执着真理，却又时时抱怀疑态度，觉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高级更进步的真理。”

　　他经常和朋友争论艺术和社会问题。黄苗子生前回忆，抗战前就通过庞薰琹认识了傅雷，到1948～1949年，他和夫人郁风与傅雷来往较多，时有争论，背地里开玩笑地叫他“老顽固”。但有一次，郁风公然当面说傅雷是“老顽固”，黄苗子正担心他要狂怒了，傅雷却坦然地回答：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黄苗子说：“郁风一直欣赏‘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这句话，它是多么不平凡！”

　　傅雷性子急躁，但在做学问和一般生活小节上却又极严谨。傅聪前些年回忆他父亲：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他做人也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他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的回一封信。密密麻麻四五页的长信则是常见。

　　1936年7月，傅雷和画家好友刘抗相约同上黄山。他先出发，到山下后边译书，边等朋友过来会合。在给刘抗的信中，傅雷细密地附写了一纸“旅行黄山须知”，要他随身携带查看。傅雷在须知上面谆谆列出12条：哪趟火车最凉快，中途应住哪家旅店安全又价廉，行李在路途中如何处置才妥当，随身该买些什么物品和食物，穿多少衣服……无不悉心嘱咐。

　　抗战前夕，刘抗移居新加坡，世事更迭断了音讯。60年代初傅聪去新加坡演出，两家才又因此联系上。1961年7月19日，刘抗给25年未见的傅雷写来一封长信，并将自己生平第一本画册《峇里行》寄赠给他。傅雷7月31日收到这封信后，激动不已，回信竟写了六个半小时，至精疲力竭。有意思的是，傅雷急性子不改，这样一封久别之信，未及诉得几句思念，他就直言起来，说对寄来的画册的编排和外观感到很不满意，在信中一口气挑出八个毛病。他告诉老友：“好在我老脾气你全知道，决不嗔怪我故意挑眼儿——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

　　也是在这封暌违25年、长达数千字的回信中，傅雷畅谈艺术，臧否国内画坛。1961年，他已经历了被划“右派”，译著不能出版，傅聪出走……处在极度压抑的阴霾之中。在他给刘抗回信的7月底，他头上仍然戴着“右派”帽子。但谈到艺术，傅雷几近枯萎的心就像被点燃了，和老友毫无保留地笔谈，让他整个人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那些文字，是他多年修养和沉淀的释放，也是那个虚假的时代一次最直言不讳的艺术评论：

　　“二十余年来我看画眼光大变，更不敢凭空胡说。……融合中西艺术观点往往会流于肤浅，cheap，生搬硬套；唯有真有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审美特征的人，再加上几十年的技术训练和思想酝酿，才谈得上融合‘中西’。否则仅仅是西洋人采用中国题材或加一些中国情调，而非真正中国人的创作；再不然只是一个毫无民族性的一般的洋画家（看不出他国籍，也看不出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吴昌硕全靠金石学的功夫，把古篆籀的笔法移到画上来，所以有古拙与素朴之美，但其流弊是干枯。白石老人则是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线条的变化并不多，但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至于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直是自欺欺人，如大师（指刘海粟）即是。还有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如徐××。最可笑的，此辈不论国内国外，都有市场，欺世盗名红极一时，但亦只能欺文化艺术水平不高之群众而已，数十年后，至多半世纪后，必有定论。”

　　傅雷以石涛为600年来天才最高的画家，“其实宋元功力极深，不从古典中‘泡’过来的人空言创新，徒见其不知天高地厚而已”。

　　对于谈笑有鸿儒的张大千，傅雷并无好评，指他造假石涛是第一流高手，自己创作却只能是从陈白阳、徐青藤、八大那里搬些花卉来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

　　情谊和学问，在傅雷那里从来楚河汉界。他在法国游学四年，深受卢梭、伏尔泰、罗曼·罗兰等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人对事的评判标准只遵从正义和真理、真和美，并不太顾忌是否合乎时宜。

　　在给刘抗的信中，他对刘海粟的艺术及两人的友谊有一段最坦诚的评价：“国内洋画自你去国后无新人。老辈中大师（大师是傅和老朋友之间对刘海粟一贯的称谓，并非评价）依然如此自满，他这人在二十几岁时就流产了。以后只是偶尔凭着本能有几幅成功的作品。解放以来的三五幅好画，用国际水平衡量，只能说平平稳稳无毛病而已。如抗战期间在南洋所画斗鸡一类的东西，久成绝响。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刻借钻研，怎能进步呢？浮夸自大不是只会‘故步自封’吗？近年来陆续看了他收藏的国画，中下之品也捧做妙品；可见他对国画的眼光太差。我总觉得他一辈子未懂得（真正懂得）线条之美。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你想他自高自大到多么可怕的地步。（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所以我只是感激他对我友谊之厚，同时仍不能不一五一十、就事论事批评他的作品。）”

　　傅聪曾说，他的父亲虽然咄咄逼人，但性格里头有一种Charisma，也就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做学问和做人的赤子之心。郑振铎却曾叹说，傅雷有一天可真要为这“赤子之心”而受难。

　　1954年，傅雷就因此惹过一回麻烦。那年8月将举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傅雷被邀请参加，但没有去，5月写了一篇长1.5万余字的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寄给楼适夷提交筹备会议。可以想见，意见书在会上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曾提到了当时的场面：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钱锺书为此事去信上海责备傅雷，傅雷生了钱锺书的气，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恢复书信往来。

　　几年后，这种执着的“赤子之心”给他和家人带去了更可怕的连累。1955年，上海政协吸收傅雷当了政协委员。“我父亲是这么一个人，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常认真。当了政协委员，从1954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涉及的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儿童读物、出版事业、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为写这些东西，还做很多调查。”傅敏说，那个时候他上中学，天天看到父亲怎么找人谈话，而大多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工程师、教授、医生、律师，当然还有作家。另外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5分钟或10分钟，傅雷就在家里给太太朱梅馥念稿子，让给他掐时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写发言稿也是极端认真，往往有一稿、二稿甚至三稿，跟搞翻译一样的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父亲把李苹请来，就是李德伦的妹妹，来纠正发音，因为父亲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讲的普通话南腔北调的影响效果。可是恰恰这么一个满腔热情、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在为政府为党做工作的人，最后却打成‘右派’，谁能想得通呢？”傅敏说。

　　1958年4月，经过上海作协的十次批评大会后，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到了1961年10月，他的“右派”帽子总算摘掉了。亲友纷纷来道贺，他却面无笑容：“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在傅雷身上，愈到后期，愈矛盾地融合着西方知识分子和东方儒士品格。傅聪1992年在香港接受学者金圣华的访谈时，就说，他父亲还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希腊精神，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主要参考书目：《傅雷家书》（1981，三联书店）、《傅译传记五种》（1983，三联书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1998，三联书店彩色插图版）、《傅雷谈艺录》（2010，三联书店）、《傅雷书信选》（2010，三联书店）、《傅雷与他的世界》（金圣华编，1996，三联书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宋以朗著/陈晓勤整理，2015，花城出版社）、《傅雷与傅聪》（叶永烈著，1995，作家出版社）、《永远的傅雷精神》（傅敏著，2016年4月15日修补与增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