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隐于市

　　1941年12月，日军攻陷上海，文化界许多爱国人士有的投奔陕北解放区，有的远走重庆大后方，但人们却不知道郑振铎去了哪里，许多好友也不清楚他的下落。

　　1942年元旦刚过，上海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里弄的二层小楼，搬来一位长衫礼帽、戴着圆眼镜的新房客。不久，街坊得知他姓陈，是个书商。渐渐地，街坊发现，陈先生勤快热情，每天晨练时都把弄口打扫干净，邻里有事总来帮忙，但他很少出门，只是躲在楼里看书、写字。代收水电费的马阿婆说：陈先生家楼上楼下摞得全是书，十几个大木箱装的也是书，是有文化的人。

　　但邻里们不知道，“陈先生”虽是文化人，却也是被日伪特务四处搜捕的“抗日分子”郑振铎。上海沦陷前，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劝郑振铎去延安，那里是他多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数万卷藏书如何带走?几经慎思，他还是下定决心留下来。他悄悄租好房子，在好友唐弢(后任文汇报副刊主编)的帮助下把藏书运来，除去家人，谁也不知他的居住地。

　　怕暴露行踪，他不敢回家，家人也不敢来看他，湿冷严冬，独自守书，仰望寒天朦月，心中涌起阵阵伤感，慨叹万千，禁不住命笔疾书：“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世何地，均姑不闻问矣。”

　　在他心绪低落、思想灰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唐弢转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他冒险留在上海守护藏书，对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文化遗存的精神十分钦佩，并带来口信——一旦有危险，只要到指定地点，用暗号联系，马上有人安排他去苏北解放区。中共党组织和陈毅军长的关怀，让他备受感动，极大增强了藏书、护书的信念和决心。

　　日伪统治下的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郑振铎隐居的小楼，距弄口闹市不到50米，每天都能听到警车呼啸，他也多次被特务纠缠，险象环生。

　　有一次，他外出回来，被一个便衣特务拦住盘问，因拿不出证件，特务推推搡搡要把他带走。恰好马阿婆买菜回来，一见特务纠缠“陈先生”，忙从弄堂叫出七八个正在聊天的街坊，大家近前，两人一左一右扭住“陈先生”，边朝弄口疾走边假意叫道：“欠我们钱什么时候还?走！警察局说去！”另几人围住特务问这问那，待特务分开众人，“陈先生”早已出了弄口，不知去向。

　　郑振铎在浦江滩头阴霾笼罩，十里洋场血雨腥风的逆境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护书、读书、写书，坚守了4年多。1500多个日日夜夜，他冒牢狱之危“大隐隐于市”，彰显出一个大藏书家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不泯初心、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