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党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政治生态优化

　　党际民主既是促进政党和谐的重要步骤，也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路径。中国的政治发展包括政治生态的修复，既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权威，实现中国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又需要参政党作为真正独立的政党存在，以党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从而调动社会的各种积极因素，保持社会的活力与生机。因此，执政党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提出目标，制定制度，并且自觉接受监督；参政党作为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建设者，积极履行政党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帮助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这两个方面都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条件。要实现这样的条件，就要求执政党坚守政治准则，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同时充分发挥参政党的民主监督功能。只有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切实保护参政党参政权利和独立自主的平等地位，为参政党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提供条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政党关系的优化，促进政治生态的改善。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执政党以法治思维处理政党关系，真正做到寓领导于合作之中。

　　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是修复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对执政党的法治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具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处理政党关系的能力。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政党关系，核心是确立党际民主的理念，全面落实民主党派享有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要靠党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要遵循法治和民主的逻辑，而不是简单地直接发号施令，不是表面的、被动的服从。周恩来曾经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政策，必须制定成政策，才能算为集体的意见、领导的意见。”⑩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组织领导；是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在“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够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中间本来没有墙，就会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⑪，政党平等就无从谈起。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政党关系，需要我们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并严格遵守多党合作的程序设计，在合作中体现领导，在领导中增进合作，并把由此形成的良好的政党关系发展成为一种良好的政党治理结构。这种政党治理结构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优势而被人为破坏，也不能因为参政党体量过小而被人为忽略。只有真正做到寓领导于合作之中，才能找到打开部分参政党成员中存在的“为什么一个党领导另一个党”的心结的正确道路；只有通过合作增进领导，才能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民主党派独立性、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之间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能充分呈现出合作、协商与对话的关系，共同推进公共事务与国家事务的解决，从而实现政党关系的良性发展。为此，确保而不是削弱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积极回应而不是漠视民主党派的利益诉求，使得多党合作真正成为有效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法理上讲，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的主体地位是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它的落实不仅是党际民主的实现过程，同时由于这是一个参政议政和利益综合的制度框架，因而在保障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也就保障了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群体的利益诉求有了制度化的表达通道。党际民主保证民主党派将这些利益诉求有效地输入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决策中去，成为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积极因素，因而对社会民主的积极推动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而民主正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构件。

　　其次，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切实推进政党协商的完善与发展。

　　党际民主不仅体现在参政党政治地位的确立与保护上，更要落实到实际的政治过程之中。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以协商为价值偏好⑫，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发展战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各类政治主体积极参与并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从参政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参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来看，参政党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要素，也就是说，要建设更加优质、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离不开参政党的有效参与。从中共中央关于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来看，政党协商居于七个协商渠道（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治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之首，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就使得政党协商成为党际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也就是说，当前政党体制的协商能力越强，它的民主性就越高。或者说，政党协商的实现程度与党际民主的实现程度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政党协商落到实处？参政党又如何通过政党协商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参与，真正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体力量？推进政党协商的制度完善与程序优化，努力构建协商议政新格局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构建政党协商的支持系统方面，包括参政党协商能力的提升，参政党知情权的保障，参政党履职条件的改善，等等，掌握强大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

　　最后，切实发挥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⑭权力的滥用是政治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让权力接受全方位的监督与制约是政治生态优化的根本途径，这正是当前执政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建立健全监察体系、完善监督制度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为一种异体监督，对中国共产党现有监察体系这种自体监督具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对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非常深刻的见解。毛泽东当年在谈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曾经指出：“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很少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我们有意识保留民主党派，就是要听不同意见”⑮，“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⑯周恩来指出：“执政的共产党随时都存在一个危险，如果不警惕，就会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要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员除首先接受党的监督外，整个党的工作还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这样我们做起事来，就会谨慎一点，少犯错误或容易及时改正缺点、错误。”⑰邓小平也曾经反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⑱如果我们不受监督，就会犯大错误。他深刻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⑲。自觉接受监督，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⑳由此可见，民主监督是参政党最能体现政党属性和存在价值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帮助执政党少犯错误、不犯错误的重要力量，因而是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政党对权力进行监督，不是对执政党执政权力的消解和削弱，而是对权力的补充和完善，是在制约中促进，在批评中支持，是帮助、肯定和保护权力的正常运行，使它能够避免因为权力滥用毁坏政治生态最终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权威。对这一点，执政党应有充分的信任，参政党应有充分的自觉，两者缺一都很难推动民主监督的开展。尤其是执政党，在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形势之下，更应为参政党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参政党对自己进行民主监督，以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当前政治生态出现问题，与执政党党内存在大量腐败行为密切相关，其治理与优化必须继续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在这个过程中，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为体制内的一种预警机制、纠错机制和社会反馈机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㉑。执政党要“刮骨疗伤”，当然需要靠自我净化与自我革新，但是，自己脖子上的灰自己如何看得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自律不能代替他律，外在监督和控制力量对于防止腐败、净化政治生态同样重要。执政党只有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大力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的预警与反馈机制，加大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力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防止腐败，关键是防止公共权力私有化，保障权力正确运行，这就要求权力回归到“公共”的本来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更需要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因为国家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而是大家的公事，既然是公事，那自然也包含着参政党的责任，需要发挥参政党作用。周恩来曾从这个角度强调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必要性：“民主党派参加了革命和建设，那么他就有一份功劳，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就有权说话……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㉒另一方面，执政党要防止公共权力私有化，需要完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就要求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包括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了加强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关系，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要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㉓由此可见，参政党的民主监督对于执政党依法执政、正确行使权力具有重要作用。邓小平强调共产党员要“怕民主党派”，所谓“怕”的关键就在于民主党派能够在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过程中体现对权力的约束，这种约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也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要通过党际民主的发展，示范和引领社会民主发展，推动整个社会政治文明进步，从而完善优化政治生态的社会支持系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推进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改善，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参政党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在大力提高全社会的民主素养、法治素养和秩序观念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都为政治生态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因此，在优化政治生态、建设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㉔相信群众，自然意味着相信来自于群众的参政党，意味着尊重参政党的民主权利，意味着党际民主的发扬。

　　总之，我们在进行政治生态建设时，要有意识地考虑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激发这一制度的政治民主化功能，从而通过有效的政党监督与合作促进政党关系和谐，改善政治生态，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效能的激发与政治生态的改善形成良性互动，最终推动政治生活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①刘云山：《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载《党建》，２０１５（６）；肖立辉：《中国政治生态的话语体系与核心要件》，载《人民论坛》，２０１５（２７）。

　　②董淮平：《“文化自觉”与中国政治生态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构建》，载《浙江学刊》，２００９（４）；王长江：《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载《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５（６）；桑玉成：《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载《学术月刊》，２０１２（８）；韩冰曦、张虹：《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政治生态改善———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博导俞可平》，载《国家治理》周刊，２０１４（１４）；熊光清：《如何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载《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５（８）。

　　③《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１－１４。

　　④《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１２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⑤《孙中山选集》，６９２－６９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⑥《费孝通文集》，第１５卷，３７３页，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０１。

　　⑦《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３－０５。

　　⑧《费孝通文集》，第１５卷，４３５－４３６页，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０１。

　　⑨《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７４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⑪⑫《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４３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⑬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载《学术月刊》，２００３（４）。

　　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２９４页，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⑮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１５４，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⑯《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２３１、２３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⑰《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３５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⑱《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４４－１４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⑲⑳《邓小平文选》，第１卷，２７０、２７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１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㉒《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３５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㉓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百问》，４６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６。

　　㉔《毛泽东文集》，第６卷，４２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