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自晚清走上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以来，仿行了不同版本的西方政党制度，两党制、多党制及一党制都尝试过了，但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确立下来，在根本上既要归功于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在救亡和复兴道路上的政治大联合，也要归功于各个先进政党和社会贤达在反独裁和民主建国过程中的政治真协商。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在政治上的大联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基础；各个先进政党和社会贤达在反独裁和民主建国过程中的政治真协商，提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生成过程。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治基础/历史生成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化研究”(项目号：15BZZ013)的成果。

　　作者简介：张师伟(1973- )，历史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陕西 西安 710122

　　自戊戌维新以来，中国在一连串的打击及周围国家发展的启发下，开启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行程。立足中国现实，借鉴西方经验，实现西式政治，成了晚清最后十年各主要进步政治势力的共同主张，其不同只在于心仪的西方政治款式不一样。有人心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主张“君主不负责任，一切政治上、行政上之责任在政府”，“政府必须对国会负责，接受国会的监督”，①《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方案也属于英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②有人则心仪美国总统制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纳了美国总统制，它对临时大总统、行政各部及国会的规定几乎完全照抄了美国总统制。③有人却心仪日本式的二元制君主政治，比如《钦定宪法大纲》正文仅以皇帝之全权统治权为内容，仅以附件列举臣民权利。④因为不同的西方政治款式，既表现为国家建构路径及建构方式的不同，也表现为国家政治运行机制方面诸多明显差异，所以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心仪的西方政党类型及相应政党制度也判然有别。虽然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政党概念及政党制度方面的见解不同，但在实践中却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果，这就是失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⑤西方政党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因为统治集团的半封建性不能容纳真正的代议制多党竞争，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抑或是张作霖，他们所进行的统治都是军阀的政治专制；西方政党制度不能满足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众追求自由、幸福的政治需要，因为缺乏与社会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广泛深厚的政治联系，所以西方政党制度在民国时期并不曾真正扎根于中国之政治土壤。民国初年的政党仅仅是“习惯的称呼，而非严格定义下的政党”，所谓政党不过“虚有其名”，“并不具备现代性的政党条件”。⑥北洋时代移植来的西方政党制度，固然在实践中一塌糊涂。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一党制，也因为其固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特质，对内不仅不能实行广泛的政治民主，而且还以维系领袖的政治集权来对抗和消解政治民主，对外不能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无法解决国家政治统一及有效治理的问题。知识界有一些人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还著文呼吁加强国民党政府的集权效能，要求以独裁来加强政治的权威及行政的效能。⑦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及由此决定的反帝反封建政治使命，在根本上决定了适合中国的政党及政党制度，只能立足于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矛盾，并只能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淬火而生。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广泛深厚的政治基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则提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淬火过程。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因为半封建势力和半殖民地势力在政治上的联盟使其在力量上过于强大，从而造成了一种各种反帝反封建政治势力必须进行联合甚至是必须组成联盟，才有可能获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环境，即使是革命性最坚决的政治力量也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斗争就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体。⑧中国各革命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在日趋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不仅逐步地自觉组织和团结起来，而且阶级联盟、政党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也逐渐地发展起来，还在实现共同政治目标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并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完成了政党制度的历史建构，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

　　一、政治基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自1840年以来就逐步被迫进入了一个“过渡之时代”，⑨并由此时代的过渡性而在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旧制度虽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但在中国却仍然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并在进入近代以后仍然竭尽全力地保全着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中国的新东西大多都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势力而来的，既具有殖民地的屈辱性质，又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因为中国的传统封建势力既不够开明，又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长期保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强势影响，以至于完全崭新的东西首先是与腐朽陈旧的东西结合，使近代中国的国家机构成为一种殖民地属性与封建属性相结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统治机器。但传统的封建国家已经不能完整地守护自己的管辖权限，从而导致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强制性地输入了许多殖民地性质的新事物，不仅西方现代社会的内容及形式被西方列强以租界的形式强行安装在封建国家的领土上，从而在封建国家里扩大了西方殖民势力的政治影响力，而且西方列强还强制性地影响着封建国家机器的殖民地化改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总税务司等即是西方列强强制影响和改造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标志性存在。如果说总理衙门“是清政府半被迫、半主动地设置的一个半殖民地性质机构”，⑩那么总税务司“就是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攫取侵略权益”“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了。(11)即使在晚清后期，统治者集团在形势逼迫下更多地在军事、政治及法律等方面采取了仿行措施，采用了许多在外观上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政府机构，但是其统治的理念等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状态，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等只有在有利于维系封建统治集团特权及长久统治的前提下，即只有有利于维系亘古不变的“三纲五常”时才能在可变之“治法”的层面被晚清的国家机器所采纳吸收。(12)

　　西方的政党制度不能施行于中国的当时，首先就是因为民主的西方政党制度与中国的统治机器在根本性质上完全不相容，近代中国统治机构几乎不容忍任何民主的东西。西方政党的概念与中国传统之朋党根本不同。在近代中国的很长时间里，党在政治上都是贬义词。在统治者看来，“党”或者与“乱”字组成“乱党”，或者与“康”组成“康党”，或者与“革命”一词组成“革命党”，凡是党皆非政治上的善类；即便在革命者看来，“党”也不是一个褒义词，革命组织的名称大多冠之以“会”，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但西方现代政治的样板却教育和启发了近代中国的先行者，伴随着晚清开始的新政及包含在其中的仿行宪政和预备立宪等活动，政党政治成了清末政治舆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将政党政治作为理想的中国政治的必需物。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不论立宪派如何努力地造成自己的政党组织雏形，也不论他们如何向清统治者推销君主立宪中政党政治的好处，清统治者都只相信传统的封建行政组织，而完全不相信现代之政党内阁，因此清统治者即使是在被迫接受责任内阁的时候，也只是组成了“皇族内阁”，(13)而不是依托资政院的多数，组成政党责任内阁。清统治者作为一种封建性的政治统治集团，一方面过于维护自己的特权，另一方面又过于排斥自己不熟悉的政党政治。政党组织及政党制度不能施行于清末及民国，主要原因就在于执政的统治者因维系自身特权而拒斥政党政治，立宪派逐渐看清了统治者以“假立宪”来推行“真专制”的把戏，(14)也就与清末新政划清了界限，而步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中，成为辛亥革命迅速成功推翻清朝专制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15)即使到了民国后二十年时期，作为统治者的中国国民党也热衷于搞一党专政和领袖集权，一步步地将“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身上”，实现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和其他抗日党派无权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6)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虽然在政治上认可了政党及政党政治，但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党却始终只能是军阀专制的工具，不论怎样的政党制度都不能真正在当时的中国实现良性的政党政治，而国民政府时期就连徒有其表的西方政党制度也懒得维系，直接搞国民党总裁的个人专制。(17)

　　中国的政党制度显然不能从统治集团的自我更新中寻找政治基础，因为统治者封建性的特点决定了政党只能是他们或完全排斥或操控玩弄的政治工具。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只能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去寻找。这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彻底打倒了中国从传统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统治者，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现代政治，并在现代政治中确立起政党在其中的积极健康角色，否则只要统治机器中残存有封建性的因素，他们就会在政治实践中，或者坚决地污化民主及作为现代民主必需物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浓厚的封建性即源于它在反封建性上的不彻底性。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需要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认识政党的作用，理清政党的角色，建构政党间关系；伟大斗争既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过程中实现政治上大联合的可靠路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客观上加深了中国各个阶级及阶层人民的苦难，加快了人民不同部分的政治觉醒，不仅先后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以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为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也形成了以传统士大夫为主的洋务中兴、改良变法等运动，还形成了以新知识分子为主的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各个革命阶级及阶层的狂飙式运动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却在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中越发地陷没在了殖民地化不断加深的政治泥淖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越发地紧急，甚至是紧迫了。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武器问题。农民阶级等依托封建的东西进行反帝，其目标虽然具有道义上的正义性，但却不具有历史意义上的进步性。“民族危机成为一种凝聚力，它引导了没有人引导的散漫小生产者，使旧的社会力量中深沉蕴藏着的民族斗争精神喷薄而出”。(18)改良派、立宪派及革命派虽然向往西方的政治形态，从西方拿来了自由主义及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其目标虽然具有历史意义上的进步性和先进性，但是却因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现实，而致使立宪派和革命派从西方拿来的代议制下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不仅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无所措手足，而且也软弱无力，竟不能改变封建势力完全掌控政权的政治格局。“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19)中国传统的制度形态过于落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屑于回顾和反思之，而且也确实于反帝反封建无甚裨益之处；西方传来的制度又浮游无根，纵然先进的中国人想采纳之，但是其结果却每每“橘逾淮为枳”，总统共和制、议会共和国、两院制国会及多党制、责任内阁制等，无一不归结为失败，依靠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以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的路越发地走不下去了。在这个情况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地刺激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使他们注意到了俄国所走道路对中国的启发性，稍后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戳破了西方政治长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造成的幻境。“走俄国人的路”，(20)由此开启了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政治基础上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