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先后将增值税75%、消费税10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60%部分上划为中央级收入。这种财政体制保证了中央级收入的稳定增长，而省以下分享比例过低，加上省、市级政府还要参与分享，县（市）级留用的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市）、乡发展经济、培育财源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省份来说，县乡财政收入受到的影响更大，地方税收的增长缓慢，国税增收部分县乡留成比例很小，客观上造成县级财政收入缺乏主体税种，严重地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活力受到了限制，进而使辽宁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越来越大。

突出表现：

一是税收收入增长与自身财力增长不同步，县乡税收收入和财力增长缓慢，非税收入比重大。

二是县乡政权经费运转困难，县级财政收不抵支，只得拆东墙补西墙，影响财政的正常运转，对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欠账较多，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缓慢，人才外流。

三是政府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凸显。

四是保证县乡政权基本运转的财力缺口巨大。

上级减收增支政策不断出台，收支矛盾加剧。从减收政策看，1999年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免征增值税，2000年起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停止征收车辆增容费，国家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种，2003年以来调整出口退税等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县级财力。从增支政策看，科技、农业、教育等支出法定增长；增加工资和维护社会稳定支出。财政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一些过去国有和集体企业比重大的县，矛盾更为突出。上述减收增支政策因素限制了县级收入来源渠道，支出增长过快，超出县级财政承受能力，形成收入增长有限、支出急剧膨胀，收入上划、支出下移，财权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的状况。

为此建议：

一、中央应加大县乡财政税收留成比例，提高县乡留成比例。

二、将新上项目形成的税收绝大部分留给县乡，以增强县乡自我发展能力。

三、逐年增加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