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大学，我搞点兼职，基本解决了生活费，可是每到月初，父亲还会准时给我补寄一些，他说家庭有这个责任。有个月家教的酬金迟迟拿不到，又没收到家里的钱，于是发了短信问问父亲。我收到的短信是：
     
    “五月二十九日，我从地西放学走路去黎平，半路遇雨，超时，返回。第二天放学去，步行到三十江才有车，取得钱，已经填好汇票，商行说已经下班不能办理......我又不能请假，因为一天要扣八十元钱，今天正准备等车到黎平寄钱给你。”

    大概两小时后，我又接到了短信：“已汇六百。”

    地西是我贵州的一个山区，沿大路到县城黎平不下百里，况且路面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走山路也要翻山越岭四五十里，父亲为了我的生活费在放学的傍晚三去，又在黑暗的夜色中三回。我是怎样的心情？本来我与父亲从不说多余的话，可这回，我二十年来第一次，以短信这种无声的方式，简短得连标点都没有，对我可敬可亲的父亲说了一声：
 
    “辛苦了谢谢爸。”

    父亲出生书香世家，15岁高中毕业，但由于秀才出身的曾祖父与教书的奶奶先后早逝，家里只剩一个爷爷在本地的小学上课，父亲三兄妹吃饭都成问题，何况两个姑姑都在读小学，父亲想继续深造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他做了小学的民办老师，一干就是十年。直到后来结了婚，有了我和妹妹，生活负担再一次加重，母亲咬咬牙，支持他去读中等师范，目的是由民办转公办。

    中师的两年学习在学业上并没难住他，难办的是学费和生活费，他每到周五就走路50多里返家干农活，周日带着大包小包干粮上路。一年后，爷爷去世，生活再陷绝境；两年后，父亲中师毕业，当了公办老师；再后来，他又读了大学，当了教务主任，接着当了校长。

    在那个时代，或许他们一代人都这样过来的，但不同的是，在无数人鄙弃教育而忙于生产时，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而父亲作为一个“老同学”含泪忍痛走在了求学的路上。

    小学时候，父亲喜欢在我面前炫耀他的荣誉证书，我当时也不太懂那是什么，以为跟小学考第一名的奖状差不多吧。后来我读了六年中学，自己也积累了厚厚一叠证书，想拿去和父亲比比。我在父亲的荣誉证书中发现了他在中学时的助学申请、学校的催账单以及他的借条，我翻看了他求学时代有上顿没下餐的生活日记，以及他跟一群贫困潦倒的同学朋友相互鼓励的书信往来。我收起了自己的证书，因为我明白父亲在当年所获得的任何一项荣誉都让我再多的证书失色。

    我满十八岁后，父亲把祖传的书柜钥匙给了我，就丢下一句话：“这些始终是要给你的。”我大感意外和兴奋，十多年的禁地终于向我开放了，便迫不及待地溜进了书房，神秘地翻开了一本一本古书。其实这些书在初中高中上学时早就听说了，无外乎四书五经、志怪传记、各朝词典、白话新文学，历代祖先的读书心得、生活笔记，以及占卜星象之类。因为略读过历史，我倍感震惊，我没想到一个本来就不显宦而后又没落的乡村书香门第顶住了战火的毁灭和政治的高压，使这些文字不尽殆于历史的浩劫，或多或少地把曾有的辉煌与事实还原给后人。

    我承接了书柜的钥匙，也承接了一段历史，承接了世代传承的家族荣光与责任。后来，家庭由一个男人带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加另一个男人。

    两个男人之间是平等而理性的，在讨论问题时也多是谈判。所以我上大学后，平时没重要的事从不给父亲打电话，父亲也从来不给我打电话。直到有一天母亲在电话上说：“你爸老唠叨你没给他打电话。”我听了好难受，眼泪都在打转转，我知道其实父亲是很想他儿子的。后来，我每到周末都打电话回家，嘴上虽说是找母亲，其实父亲也总抢着和我聊几句。从此，父亲每到周末都要从山外30里路的学校赶回家……

    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过年，我已经被当作成人看待了，亲戚都请去吃饭，有时爷爷一辈的老人还要我陪着抽烟、喝酒。近二十年习惯了父亲的生活管教，此时想起父亲还会害怕。但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大加斥责，微微点头：“年轻人学就学点，别成隐就得了。”

    对这种成人礼遇的到来，我忽然觉得自己真的是男子汉了，而父亲就已经显老了。父亲从教三十多年来，走上讲台的有上和小学、改匡小学、地平小学、中和小学、黎平寨小学、地西小学，还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的无人肯去的学校。他在上课的同时，也曾经务农、经商、干木匠、做修理工、造纸造电池，几乎所有行业都包了。原来种地、加工木材、卖字画仅给全家混口饭吃、挣几个人的学费，修理电路电器仅是自己没钱请人，不得不靠自己摸索的，开的瓦窑厂、水泥砖厂虽也致富几年，但最终先后倒闭了……想想这些年来父亲虽没什么轰轰烈的大事，但他做了这么多事，儿子明白其中辛酸滋味不只是三言两语，现在我都已经长大，也常劝他该休息休息了。

    父亲听了很欣慰，他说：“老屋斜了，大雨一来就漏，木料也坏了不少，最后想搞的是一栋砖房，没房子生活不安心，搞完了就都看你了。”暑假，父亲把老屋拆了，带全家去砌新屋。但在新砖房即成之时，他不小心从二楼顶摔了下来，断了踝骨，到现在不能正常走路。拐杖是我随便挑根木棍做的，本来只想临时用用，直到来校两个月后问母亲才知道，父亲没有买新拐，更不用说轮椅了，他不肯仍掉我做的拐，还是靠那跟粗拙的木棍，侧着身子一步一步一分米两分米地挪动。

    父亲走路还有困难，这个月初，他撑着那根儿子做的拐杖进县城给我寄来了生活费，但这回却比以往多汇了三千，我知道父亲整月的工资都没这么多，何况他还要吃药养病。父亲说：“大二了，同学都买电脑了，你也买吧，别老拿来玩游戏哈。”

    母亲打电话说，父亲身体渐渐恶化，脊椎病又犯了，抽烟越来越厉害，也不怎么爱说话，声音也变小了，脾气还不好。妈妈心疼，只是老唠叨父亲别抽烟，不再要求他再做什么事。

    我一次又一次在想，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他上过我的小学课程，并以无声的关怀教育了他的儿子，从童年，到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而今，父亲真的变老了，回想二十年来，除了童年时光短暂的嬉戏，两父子之间的对话多是两个男人谈判，对待每件事都像人生大事一样严肃理论，没有“私情”可言。其实，儿子长大了学会了感情的掩饰，在无数次想表达的时候却说不出口。二十年来，我只说了一次：

    “辛苦了谢谢爸。”

（责任编辑：温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