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到燕京大学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东北大举进攻。在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坚决“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下，东北三省――祖国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断送了。日本侵略者仍在步步进逼。整个华北笼罩在国亡无日的景象中，祖国危急！正是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一九三五年北平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联合起来组织“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展开抗日救国活动，参加的有马叙伦、许德珩、杨秀峰、黄松龄、齐燕铭、涂长望、严景耀等进步人士。当时我和严景耀同在燕大社会学系任教（这时我们还未结婚），由于教学工作关系，我们接触频繁。他经常向我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反对法西斯主义，他的进步思想对我启发很大，影响极深。当时他和燕大进步同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二·九”运动前夕、进步同学将游行示威的决定告诉他。景耀又及时转告了我。
十二月九日这一天，古城严寒，北风呼号，黎明，燕大校园沸腾起来了。爱国青年五百余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当时出于朴实的爱国义愤的感情，毅然随着游行队伍。这时反动当局已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我们的队伍刚走出校门不久，便遇到前来阻拦的大批警察。领队向警察晓以大义。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路上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以勇敢、团结、战斗的精神，冲破了沿途反动军警的阻挠。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经关闭，城墙上布满军警，荷枪实弹，学生代表几经交涉，均未成功。爱国的青年激愤了，他们含着热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已不许中国人进了！”并立即在城门前开群众大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日本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的愤怒口号响彻云霄。学生们在严寒朔风中坚持宣传达数小时之久。在上午十一时半，我见学生滴水未进，便匆匆返回学校，通知学校当局派人到西直门给学生送饭。我和燕大美籍进步教授夏仁德（Randolp L．C．Sailer）乘坐学校大卡车把馒头等食物送到西直门，分给学生们吃。有些学生气愤地不愿吃。我们还劝说有些身体不好的女同学乘车返校。但绝大多数同学坚持步行返校。傍晚时分，各校游行队伍愤愤地返校。
经过“一二·九”的英勇斗争，爱国学生的斗志更坚强了。各校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在“一二·九”胜利的基础上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十二月十六日是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的日子，北平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举行第二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燕大、清华吸取了“一二·九”游行请愿被阻在城外的教训，分别派先遣队伍在十五日晚进城。社会学系爱国青年王龙宝（倪冰）、赵志萱、靳淑娟（靳明）和新闻学系龚维航（龚澎）以豪迈的气概报名参加了“敢死队”的组织。“敢死队”由黄华带领于头一天晚上进城，十六日参加了城内东北大学的队伍，首当其冲地抵抗反动当局的阻挠和迫害。这次黄华被捕，陈兰滋受伤送人医院。由燕大、清华等校多数学生组成的大队，于十二月十六日黎明出发了，我也参加了这次游行队伍。大队首先奔向西直门，城门仍严紧的关闭着，队伍转向阜成门，又被阻拦于城外，队伍再奔西便门以南通火车的铁门，但仍遭阻拦。这时二千余名学生怒火中烧，下决心冲铁门，于是找来几根大木料，几十个人抬一根，用大木料的头撞城门，在“一、、二、三冲呀！”的呼喊声中，靠着大家的力量冲击铁门，两扇铁门之间终于被撞击开了一条缝隙。这时城墙上的军警慌乱了，向学生扔石头，学生不畏强暴，用石块进行反市，铁门终于被撞开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学生们蜂拥而进。国民党反动派对示威游行队伍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不少人在军警的大刀、水龙、皮鞭下受伤了，有的被捕了。“一二·一六”全市爱国学生示威游行，千百万群众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使他们不得不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以后，为了使已经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巩固壮大，扩大影响，培养骨干力量，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党及时指出：学生的斗争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平津学联立即响应党的号召，组成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燕大学生编为第三团第二大队，有四十九人自愿报名参加。大队长为王汝梅（黄华）。不久，王被委派为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团长，大队长改为陈翰伯担任。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天寒地冻的严冬时节，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了。
南下宣传团出发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召集赵紫宸、刘廷芳、洪煨莲等教授在燕东园开了一整天会。因当时学校谣传在清华大学一个纸篓中发现一张纸条上写着“共产党将在固安暴动”，学校当局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会议决定一方面通知学生家长，一方面由学校派人通知学生队伍。当晚学校当局决定派我和英籍教授毕文（Beven）以及注册课韩景濂三人前往追踪学生队伍，向他们传达上述消息。学校当局的意见是：这个消息应该通知学生，至于学生是否返校由他们自己决定。当晚我们起程时，正是大雪纷飞，天气很冷，我们三人乘平汉铁路慢车南下，每到一站我们都下车探询学生队伍是否来到此地。到琉璃河时，有人告知我们有学生到这里，住在一所小学里。这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钟，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小店住了一夜。次日早晨我们找到这个小学校，在这里住的正好是燕京的学生队伍。我们对王汝梅说明来意，他激动地问：“学校当局是否想解散我们的队伍？”我们说明学校当局的意见，是否返校由你们自己决定。当时大家表示不返校，只有一个姓魏的女同学因脚受伤，我们就将她带回北平。
“一二·九”、“一二·一六”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北平，许多爱国学生被捕入狱。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郭清惨死在狱中。这位坚强的十八岁青年受到多次严刑拷打，但是反动派没有从他口中问出一个字。他临死时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救中国！”
郭清惨死狱中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北平学生极大的愤怒。他们要求学联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学联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大会，会后抬棺游行。事后同学告诉我们游行队伍行至南池子，反动军警便拦住去路，向队伍横冲直撞，队伍被打乱了，许多人被捕，在学生队伍被军警追捕时，燕大男生有些跳墙逃脱，女生被捕较多。被捕学生被关押在陆军监狱。其中有社会学系学生麦佳曾，后来有一女生在狱中患病。陆军监狱通知了学校，燕大女生部指派我和校医纳丁（Dr.Nutting）前往探望。同学们在狱中坚持斗争，他们高唱救亡歌曲，互相鼓舞斗志，使我极为感动。我们当时把那个患病的女生保释出来。以后经过学联多方营救，被捕同学也陆续出狱了。
“三·三一”抬棺游行后，白色恐怖日益加剧，抗日救国活动难以开展，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在城内无法找到地方开会，经景耀的安排，几次在夏仁德教授家中开会。一九三六年暑假期间，北平国民党当局施展各种手法让各校进步教授离校，北大校长动员马叙伦去南方休息，给他一年假期。燕大社会学系一教授（当时为国民党编《人物》杂志）多次劝景耀早日离开北平，他说：“你在燕大已无前途。”景耀被迫离北平去上海。清华大学教授涂长望也被排挤离去。但北平文教界抗日救国活动仍坚持进行，一九三六年十月文教界发表了《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华北沦为第二个“满洲国”。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一百○四人，这个宣言对当时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燕京以及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大批涌向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革命武装相结合的道路。“一二·九”运动为我国学生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九八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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