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新学年开学才两天,文化古城北平就放不一张安静的书桌了。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国民党精锐部队“围剿”苏区红军,与此同时,对日寇屈膝妥协,竟然命令东北军张学良部“绝对不得抵抗”,退入关内。五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马叙伦人在书斋,讲学著书而不忘世事,他思考国家的前途,担忧民族的命运。身为国民党员的马叙伦,关注时局变化,心中郁闷,常以旧体诗遣怀。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病起思清睡,连绵爆竹声。 久忘求利市,误喜复名城。 蒿目当来日,伤心此旧京。 会看歌舞地,荆棘欲纵横。
除夕夜,马叙伦被一阵阵的爆竹声惊醒。朦胧中,他误以为是失地收复的喜庆之声,继而方知是达官贵人“不知亡国恨”,在彻夜歌舞升平。如此下去,北平怕是难保了。“九·一八”事变后,马叙伦不再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活动。
1935年夏,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撤退驻冀中央军和东北军,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的协定。而在同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这份公开信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为此中共再次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卖国的《何梅协定》的签订,抗日的《八一宣言》的发表,终于使马叙伦拍案而起了。他认识到:“这哪里是协定,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蒋介石下的一道命令……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竟甘心恭顺到这个田地。”从而坚定地站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
这一年,马叙伦、李达、严景耀、杨秀峰诸教授组建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年底,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爆发,上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总罢课,抗议满足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对此,北大文学院长胡适发表谈话:“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青年人切不可为一时冲动所误而忽略了将来的准备”。马叙伦领导的文化界救国会则发表宣言高度评价学生的爱国行动,称他们“为民族争生存,愿意牺牲他们的宝贵光阴,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众的前驱,作救国的斗士。”
1936年,在“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十七周年纪念会”上,军警封锁会场,爱国学生再度与军警发生冲突,年过半百的马叙伦不顾一切冲入会场即席演讲,勉励学生“以社会主义救国”,表明他的思想紧随革命潮流前进,开始超越了民主主义范畴。
1936年暮秋,马叙伦受王昆仑(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委托飞抵成都,以游览为名会晤四川省主席刘湘,并应邀在成都电台和军官学校宣传抗日。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諫”,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为稳定国内局势,联蒋抗日,不给亲日分子以可乘之机,马叙伦再度入川会见刘湘,并将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人士推荐给他做顾问。
1937年,马叙伦携家眷困守“孤岛”上海,失去了生活来源。其时盟兄汤尔和晚节不保,当了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马叙伦闻讯十分厌恶。一日,“汤总长”教人送来了亲笔信,马叙伦拆开信件,见是请他出任北大校长的邀请函,虽是一个使全家摆脱饥寒的机会,马叙伦却勃然变色,怒斥来人:“我是为了抗日救国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 国难严重, 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 ”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历来被中国学人奉为操守。熟谙古典诗词,自己也为旧体诗的马叙伦,又深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作人取义之道。马叙伦一家生活愈加困窘,像样一点的衣物典当净尽。不久,汪伪国民政府出笼,马叙伦当年的学生陈公博作了“立法院院长”,派人专车运去大米。马叙伦迈出书房,把车子挡在了门外。陈公博又叫手下送去现金,叙伦如数退还。为此,陈叔通先生在给马叙伦的赠诗中写下:“贫为儒者分,不改岁峥嵘。”赞扬他的书生本色。
沦陷区八年的生活,马叙伦不与敌伪汪合作,不与汉奸卖国贼同流合污,全身守志,安贫乐道。为了躲避敌伪的纠缠,他改名邹华孙。这期间,马叙伦倒是有了充裕的时间著书立说,也结交了不少爱国学人,带出了不少莘莘学子。三十卷、240万字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百分之九十的篇幅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书稿杀青即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同乡前辈吴士鉴认为此书“博采众说,择精语详,有清三百年来,无此杰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看过部分初稿后则称“条理甚善”。沦陷期间,杭州之江大学迁到上海英租界复课,马叙伦有机会与之江大学教授林汉达共事。这期间还结识了东吴大学教员雷洁琼。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三个人日后为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殚精竭虑,共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