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抗日救亡 匹夫有责</center></b>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我东北三省，接着又威逼华北，窥视上海。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王绍鏊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热血沸腾，积极投入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他先在上海发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动员各界捐款救济东北难民，接着又去北京，和蓝公武、章伯钧等发起组织“救国协会”，联络各方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2年初，他从北方返回上海。当时，上海的形势十分严峻，日军不断对我进行挑衅，有意制造事端。王绍鏊家住在闸北，正与日租界毗邻，尤其感到时局一触即发，附近居民已纷纷逃离，但王绍鏊无暇顾家，还是终日在外奔走。1月28日傍晚，他到闸北保卫团本部了解情况，几小时后就在他家附近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凇沪抗战，王绍鏊被困闸北，亲眼目睹了这一中国爱国军民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场面。尤其使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是，这场抗战我方首先应战的只有6名警察和1名保卫团战士，却没有一名军队将士。在危急中他们派出一人向正在撤退的十九路军报告，其余6人坚守阵地，后全部壮烈牺牲。十九路军见告后才停止后撤，仓促赴义，凇沪抗战于是全面展开。王绍鏊深深怀念着这批首先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们光辉的名字。可惜，这本笔记后来在香港沦陷时遗失，他深感痛惜。
四天以后，他携家室从闸北脱险出来，而家产悉被日军掠去，其中包括他自民国二年当国会议员后所作的笔记和积累的资料、手稿及书籍共12大啤酒木箱。脱险后，他又忙于支援前方将士的工作。上海战事停后，他又来往于南北，竭尽全力，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集款项物资。
1933年春，日军向我华北地区进犯，冯玉祥、方振武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抵抗，王绍鏊得知消息，即从上海赴张家口参加。他和冯玉祥早有交往，彼此十分了解。在张家口，他又结识了吉鸿昌、余心清等将领，他们的抗日热情使王绍鏊大为敬佩。这时他天真地认为，有这样优秀的抗日将领来领导这支抗日同盟军队伍，也许可以出现新的局面了。为了扩大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方振武等研究后，决定派王绍鏊到南方各省去策动接应，冯玉祥并亲笔写了三十多封密信交王向南方各省传递。王绍鏊受命后匆匆南返，谁知密信尚未送完，抗日同盟军却已告失败，冯玉祥上了泰山，吉鸿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王绍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他又陷入了迷惘。
他在家苦苦思索，忽然产生了一种狂想，觉得中国革命的重担应该由自己来承担。心头一热，居然在家里埋头三个月，写出了一本名为《协力主义》的小册子，提出了“协力的经济与分配、协力的政治组织”两大纲领和“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路走和大家有教育受”的三大口号，以为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归宿。其实，这种主张并不新鲜，它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脱离实际的空想理论的翻版，尽管它多少糅进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内容，但最根本的是它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认为和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关键。它是王绍鏊早已熟知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他接触不久的马列主义理论的拼接。但尽管如此，它还毕竟是王绍鏊不甘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决心不断追求革命的心迹的剖白。他自费印了小册子散发，还执着地为宣传他的“协力”理论而到处奔跑，甚至联络各界，秘密组织“中华协社”。但是，不成熟的理论注定他的奔波是徒劳的。
不久，他承认自己失败了，因为正在这时，中国共产党这个真正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政党，以它先进精辟的革命理论和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斗争策略吸引了他，使他终于抛弃了不合实际的幻想。
在王绍鏊极力宣传他“协力主义”理论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位叫黄申芗的同志，黄是湖北大冶人，中共党员，这时正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王绍鏊早从别人处知道黄申芗颇有见识，很有理论修养，于是便找到黄，与他议论国是。王绍鏊把自己的想法端了出来，黄听后笑了笑说，你的议会政治梦还没有做醒啊！于是他就从国际形势说起，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工人运动，直至中国现状，中国革命应该由谁来领导，侃侃而谈，虽无慷慨激昂之形，却自有一股高屋建瓴之势，滔滔而下。精辟的分析、宏博的理论使人不由不听，不由不信服。当黄讲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不能领导革命胜利，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时，王绍鏊被吸引住了。黄又说，搞革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来领导，这个组织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有严明的纪律，坚定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决心，否则就不能领导革命成功。王绍鏊明白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但他以前对共产党的一些做法有看法，觉得有教条主义味道。黄申芗诚挚坦率地对他说，党在初建阶段是犯过一些错，但现在已经改正，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经过几次互相推心置腹的交谈，王绍鏊心头对中国革命的疑虑、担心消失了。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崇敬景仰之情，王绍鏊郑重地向黄申芗提出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心愿，1933年秋，经过组织的考察审定，王绍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王绍鏊一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center><b>狱中斗争与建立太湖抗日武装</center></b>
由于王绍鏊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组织上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他以开明爱国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暗中担负着党的重要任务。他曾到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进行抗日，并设法让陈济棠与邹韬奋、黄申芗见面，他在上海帮助救国会创办进步刊物，还和沈钧儒、史良、柳亚子、毛啸岑等以及上海一些知名人士频繁交往，做广泛的联谊工作。
１９３６年春，党组织交给王绍鏊一项重要工作，利用以前与阎锡山的交往旧谊，到山西策动阎锡山参加抗日阵营，并联络孙殿英作为响应。王绍鏊知道阎锡山为人狡黠，两面三刀，不易对付，但想到若能劝说成功，对党和民族均大为有利，于是欣然前往。
国民党特务对王绍鏊南来北往，行色匆匆，早就有所注意。在王去山西之后，有蔡姓某人向中统徐恩曾暗中告密，王返回南方途中，６月１６日在南京浦口遭中统特务秘密绑架，王在觉察事有不测之际，迅速从口袋掏出一张关系到党内机密的纸条塞进口中吞咽下去，使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
他先被拘禁在南京城内灯笼巷第二招待所内，徐恩曾等人轮番对他进行谈话、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王绍鏊却不为所动。为了让组织和家人知道自己遭秘密逮捕，他偷偷写了一张小纸条，在中间裹了一块银元，上写“如有仁人君子拾到此信，留下银元，代投家信”。他趁同屋监视他的特务不注意的时候，迅速扔出临街的窗口。信还真让一位好心人捡去代为邮寄上海。第三天，正在家中焦急担忧的程铭和收到了这只有短短一行字的小纸条。知道丈夫被绑架，于是立即带了小女儿匆匆赶到南京。由于王绍鏊是遭秘密绑架的，局外人都不知王被关押在何处，程铭和在南京奔波几天，一无所获。组织知道情况后，认为王绍鏊是位知名人士，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只要把他“失踪”的事情捅出去，一定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支持，迫使国民党当局公开此事。这招果然灵光，报纸一渲染，当局无法再隐瞒，被迫承认抓了王绍鏊。但是他们又不愿轻易放了王，就将他转移到城外吉祥村反省院内“中央党部政治未决犯羁押室”监禁。
王绍鏊到了反省院后，心情反而渐渐平静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党员身份并未暴露，他是因从事联合抗日宣传而被国民党拘捕的。而从报纸上透露的消息看，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日益高涨，以此推测，只要全民抗日局面一形成，他以后还可以继续为抗日救亡工作。为了准备出狱后更好地工作，他在狱中又练起了已经中断了几个月的太极拳。
说起练身，王绍鏊还确有相当功底。他自幼体弱多病，父亲因病早逝使他下决心要把身体练好。留学日本几年，看到日本国民身体素质强健，更使他增强了这一想法。回国后，他便到处求师习武，曾先后拜著名杨式太极拳的正宗传人武汇川和陈微明为师，所以他的太极拳打得极佳，动作架势深得杨式太极拳之奥妙，稳健端庄，静中有动，刚柔相济。在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为了防身，他又学会了剑术，其娴熟不在太极拳之下。他平时常常一根“司蒂克”手杖，外表与一般绅士用的文明棍无异，而他的那根抽出中间却是把剑，紧急时可以用来防身。经过多年的练武，王绍鏊原来瘦弱的身体变得魁梧了，腰板挺直，步伐有力，于温文尔雅之中透出坚毅神色，颇有“儒将”风范。无论工作有多劳累，他始终能保持旺盛充沛的精力，这不能不说也是长期坚持锻炼的结果。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不久，国民党迫于形势，被迫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王绍鏊作为第一批释放者于8月4日出狱。王绍鏊在敌人狱中整整被关了一年多，他不畏强暴，不受引诱，始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德。
回到家中，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急忙叫女儿替他拆开从狱中带回的被子，从棉絮夹层中取出几张小纸片，小心地藏在怀里，然后匆匆离去，找到黄申芗同志，向组织详细汇报了狱中的情况。黄告诉他，组织上已了解他在狱中的表现，称赞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这使王绍鏊感到极大的宽慰。
当时正值“八一三”事变不久，上海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事犹酣。王绍鏊又风尘仆仆，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上海抗战之中。他奔走忙碌，联络工商界和各种社会团体，从事宣传、募捐活动并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救济安抚涌入租界的难民。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不久上海和江南大片地区相继失陷，战事向内地发展。王绍鏊受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鼓舞，向组织提出了想转移到内地或根据地参加对日正面作战的要求。但根据工作的需要，党组织决定他继续留居上海，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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