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冰心于一九三八年从北京辗转到了昆明。当时，吴文藻执教于云南大学，冰心则自愿在云南呈贡县简易师范学校义务兼课。
一九三六——三七年游历考察欧美的日记和素材，空锁在北京燕大未名湖畔的宿舍里。在漫天的抗战烽烟中，在由北京至云南的颠沛劳顿的旅途中，冰心当然也不会到这段游历欧美的瑰丽观光生活中去寻觅题材，所以七七事变之后，冰心的创作特少。巴金在一九四二年撰写《冰心著作集·后记》时说：“抗战后所作的《默庐试笔》，及译作《先知》一册，因原稿散失，一时无法找到，只好从阙，候找到再行补入。”的确，在云南呈贡所写的《默庐试笔》，忠实地记录了抗战初期冰心的足痕与思绪。这是研究冰心思想历程的重要材料。它登载在抗战初期的香港版《大公报》上。读了这篇优美中见坚韧，委婉倾诉中见铁骨铮铮的散文，让我们看到了象冰心这么一个风格独具的作家，是怎样反映抗战题材的。从冰心的生活和风格出发，她还是保持了原有的“婉约”的品貌，但是，又让我们看到在“婉约”中透露出一派外柔内劲的“豪放”气概。呈现出她的一颗精忠祖国母亲，矢志收复失地的赤热肝胆。冰心身在呈贡，却苦恋着北京。
我为什么潜意识的苦恋着北平？我现在真不必苦恋着北平，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我的寓楼，前廊朝东，正对着城墙，雉堞蜿蜒，松影深青，霁天空阔。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晚霞，朝霭，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悦。……
冰心将呈贡默庐的山山水水，周围胜景，色彩愈描愈和谐，画面愈绘愈秀美。对比之下：“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意。”不仅是冰心在国外游历过的名胜，如伍岛、白岭，无法比拟；就是连冰心孩提时的“乳娘”——山东芝罘，也不及默庐山水的风采：“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茨华斯的诗！”冰心将默庐写得富有令人“乐而忘返”的魅力，就更显出她“苦恋”北京的一往情深。
每当旧友们与冰心谈北京的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谈故宫北海，谈烤鸭子涮羊肉，谈糖葫芦炒栗子时，冰心感到：“在谈话之时，我的心灵时刻的在自警说，‘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样的一天！’ ……我口说在想，心里不想。但看我离开北平以后，从未梦见过北平，足见我控制得相当之决绝――”为什么既苦恋北平而又不愿梦见北平呢？因为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的死去了！
…………
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裂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淫笑。
街道上死一般的静寂，只三三两褴褛趑趄的人，在仰首围读着“香月入城司令”的通告。
……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一般恹然的死去了。
我恨了这美丽尊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留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饱饱的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走，我要掮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默庐试笔》是起伏有序，曲折曼妙的。从默庐之美反衬苦恋深情，从苦恋的一腔柔情发展到断然毅然的决绝，从惋惜“恋人”之死到痛下起死还生之愿，直到要走遍海角天涯，找寻死而复生的灵芝，这才显现苦恋者爱情之坚贞！可见，冰心反映自己的抗战的不渝心志时，不是采用“振臂高呼”的手法，而是崇尚“刻骨铭心”的笔致。它同样能感染读者。《默庐试笔》的行文，并非剑拔弩张，铁马金戈。它貌似浅吟低唱，婉婉随乐。但读完之后，我们似乎受到一种感情洪波的冲击，随着轰鸣声溅起团团心灵的浪花。
那么，就让我们将《默庐试笔》的风格作为“路标”，引领我们进入冰心的著名散文集《关于女人》这座具有东方美的玲珑端庄的园林吧！不过在观瞻之前，我们得先介绍一下《关于女人》这本集子诞生前的一番曲折的经历。这番经历已在冰心的《〈关于女人〉三版自序》中吐露了端倪。
我手里的这本《关于女人》还是巴金同志替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寻来的——我对这本书有点偏爱，没事就翻来看看，不但是要和书中的我所喜爱的人物晤面，而且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来由，很有意思：一来我那时——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一九四零年的年夜饭的）。二来，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
冰心在呈贡山居“最惬心意”，她为什么又要在一九四零年冬迁居重庆呢？那是因为当时宋美龄以“校友”身份写了一封信给冰心，大意是说，你躲在昆明呈贡，不能参加抗日工作献身云云。宋美龄要冰心到妇女指导委员会来主持文化教育组工作。说到所谓“校友身份”，是指冰心和宋美龄先后都曾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过。但宋是该大学的本科学生，冰心则是该大学的研究院的研究生；而且当冰心于一九二三年赴美时，宋早已毕业离校。但要拉拢这位著名作家，总得以抗日的名义，同时也想加上一层同窗之谊的关系。
冰心于一九四零年冬到达重庆。当时，史良和刘清扬去拜访了她，告之于妇女指导委员会内部的复杂情况。我们在《默庐试笔》中已经看到冰心对“不挣扎不抵抗”的让北京等城市“恹然的死去了”已有所警觉，所以对史良和刘清扬的忠告也是乐于接受。这样，冰心就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聘书和薪金都一并退还。其时年关已经迫近，冰心的经济很是拮据，连年夜饭也无从着落。正好吴文藻的一位同学在重庆主编《星期评论》，约冰心撰稿。冰心为了解救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就答应供稿。但声言只能另用笔名，这就是谢婉莹的另一个笔名“男士”的来历。冰心之所以要另用笔名，除了三版《自序》中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层用意，那就是她不愿在重庆用冰心的名字写文章。免得国民党来包围她，发生瓜葛，引起许多麻烦。当时在重庆流传过这么一个故事，郭沫若在文章中也曾叙述过：“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那一位男作家？’这是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从这些轶事逸闻中，我们能大致看到冰心在抗日时的政治态度。由于有这种政治态度就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机缘，例如一九四零年的“年夜饭”也得靠卖稿来支取。这种机缘就产生了冰心颇为偏爱的《关于女人》的集子。
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出版的《星期评论》第八期上，刊登了男士的《关于女人》的第一篇文章《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关于女人》中的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早已被冰心在生活中发现而摄取入她脑海的底片上。一有机缘她是马上会将这些底片冲洗印制的。更何况她当时正苦恋着北京，而“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出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画图：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佣人，报僮，店夥……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可见撰写《关于女人》，客观上有机缘，主观上又有强烈的愿望和充足的准备。这正是渠成水到，滔滔奔涌。冰心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至十二月，为《星期评论》写了九篇稿件。“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今年春天（指一九四三年—引者注），‘天地出版社’托我的一个女学生来说，要刊行《关于女人》，我便把在《星期评论》上已印行的九段，交给他们。春夏之交，病了一场，本书的上半本，排好已经三月，不能出版，‘天地社’催稿的函件，雪片般的飞来，我只好以新愈之身，继续工作。山上客人不少，这三个星期之中，我在鸿儒谈笑、白丁往来之间，断断续续的又写了三万字，勉强结束。”
也许是开头是为了度过年关的经济上的需要，《关于女人》中的第一、二篇：《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和《我的择偶条件》往往杂以游戏的笔墨。读《关于女人》集的十六篇文章，虽然篇篇都给人以气韵生动之感，但在生动之余，又觉得冰心是愈写愈严肃，愈写愈想将这些女性与民主的命运以及伟大抗日战争紧紧关联起来。
在《关于女人》中冰心探究得最多的是：“伟大的中华儿女的精神”，每提起这种伟大的精神，她总是“脱帽”、“肃立”，表示了作家的敬意。在《我的奶娘》中，冰心说：“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奶娘的丈夫就是受“东洋领事”的欺压而死的。奶娘预言到：“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你怎样罚我都行！”当时，冰心的父亲听了也连连点头：“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奶娘也希望冰心长大后“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奶娘的抗日思想的种子，播在冰心的心田中发芽。直到五四运动时，学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尤其在国难期间，她的恨声和眼泪，总悬在我的眼前”。在文章的结尾，冰心深情而又充满着信心的写道：“安息罢，这善良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征东之期，不在远了！”读《我的奶娘》常常令我们想起，这很象鲁迅《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但由于身世不同，应该说是一个抗日的“长妈妈”！
当这位抗日的“长妈妈”在大讲“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时，“父亲在旁边听着，连连点头，说：‘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关于女人》中只能写女人，所以冰心没有写《我的父亲》。但是这位从甲午风云时就与日本军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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