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上海这一远东第一大城市的许多地方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
12月8日上午，暨南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老校长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主持着紧急而简短的校务会议。他噙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向到会的教师宣布：“据来自报社的最新消息说，今天早上，日本兵占领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日本兵正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开进租界。”
老校长低沉的语调中掩抑不住心头的愤懑，“……课照常进行，但是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结束。”校长室里一片沉寂，教师们个个神色黯然。文学院长、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更是紧蹙着浓眉，他的眼里闪射着一种异样的光芒，忧愤、悲切、伤痛、仇恨……复杂而难以言喻。
上课的铃声敲响了，郑振铎像往常一样捧着厚厚的讲义夹，走进教室，只是步履显得十分沉重。教室里依旧挤满了听课的学生，他们仍然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摊开着笔记本，鸦雀无声地准备聆听郑先生的讲课。郑振铎神情肃穆地环视着教室，鼻翼不由得抽噎了一下，但还是忍住了眼泪。“今天的事，你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决定，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
郑振铎心里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他恨不得自己能变成一个超人，可以把所有的知识凝聚在一堂课中，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学生。这一堂课，他讲得格外的亲切，学生们也心无旁骛，不停地作着笔记，即使连平时最不认真的学生，这时也开始用功起来。10点30分，不幸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隆隆的车鸣声从远处清晰地传来，车轮沉重地滚动着，仿佛碾压在暨南大学所有师生的心头，令人沉闷得喘不过气。不一会儿，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卡车慢慢地逼近了校门。从学校底楼的窗口望去，可以清晰地看见，萧瑟的北风中，“太阳旗”鼓满着嚣张的气焰，盛气凌人地招摇而至。
郑振铎停止了讲课，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紧张的神色。他挺直了身体，作了个立正的姿势，毅然合上了讲义夹，严肃而又坚决地宣布：“现在下课!”学生们随之站了起来，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伤感，没有悲哀，他们都已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走向哪里。许久，教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同学忍不住发出低低的啜泣声。
暨南大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天那样坚决、统一，从校长到工役，从教师到学生，所有的人用热血铸就的身躯，迈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脚步，走出教室，集合在教学大楼前，赤热的心将他们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从此，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使命。郑振铎在暨大所上的“最后一课”，也成了他教书生涯中的“最后一课”。但郑振铎先生在这最后一课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爱国精神、报国壮志，却深深地教育、影响着许许多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
（作者：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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