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在战乱中救亡图存</center></b>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蒋介石邀请国内著名人士，上庐山共商国事，吴贻芳也在邀请之列。吴贻芳和其他与会者一起，要求政府积极唤起民众，带领全国军民投入抗战，并要求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侵略行径。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接近战区的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以策安全。吴贻芳和校务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迁移学校，只留下部分行政人员成立驻校维持委员会，由华群女士任主任，程瑞芳、陈斐等任委员，负责保护校舍和设备物品。吴贻芳选择了上海、武昌、成都三个地方让师生继续上课。
12月3日，吴贻芳校长带领部分师生开始西迁，刚刚登上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几架日本飞机飞临长江上空，轮船赶紧启动，驶向停在江中的英国军舰祈求庇护，才得以免遭轰炸。这时，岸上无数同胞四处奔逃，任凭日机狂轰滥炸，到处火光冲天，血肉横飞，吴贻芳和金女大师生心如刀绞，泪流满面。这一天空袭达七次之多，吴贻芳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我与同胞们一样避难倒也罢了，可是我是借助英国的‘虎威’来保全自己的。同胞们在流血死亡，我不但帮助不了他们，反而坐在外国轮船上，这是何等的屈辱啊！”
吴贻芳带领师生抵达汉口，日军袭击的阴影接踵而至，1938年1月，她们继续向西迁往成都，到了5月份，金女大的全体师生和部分教学设备都迁到了成都的华西坝。这段时间，吴贻芳到处奔波，含辛茹苦，终于使学校平安地度过了危难的时期。
吴贻芳率师生们撤出南京的次日，日军占领了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留守金女大的华群女士，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奋力保护涌入学校的一万多难民，从而获得“万家生佛”的美称。华群女士为了保护这些妇女，不顾个人安慰和劳累。她还为失去丈夫的贫苦妇女办了职业训练班，使她们能自谋生机。为了避免校舍被日军霸占，学校留守人员于1938年9月办起了一所女子中学，后来又办了小学和托儿所。华群女士不畏强暴，与日本法西斯暴行作斗争，最后心力交瘁，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于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自杀。她在遗书中表示，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仍愿为中国任服务。在她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吴贻芳作文《华群女士事略》表达怀念和景仰之情。在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金陵女子学院教学楼前，可以瞻仰到华群女士的雕像，南京人民永远怀念并感激这位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
1938年下半年，金女大借华西大学的教室，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9月9日招收第一批新生，除了原有的系科，吴贻芳增设了家政科和儿童福利组，着手创办了乡村服务处、乡村实验托儿所等附属事业。她要求学生“艰苦建校，抗日救国”，提倡“努力读书，后援抗日”，鼓励她们到农村作调查，还组织了救护队和妇女手工班等为抗战服务的活动。当时在华西坝，除了华西大学和金女大的学生外，还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由于师资不足，各校所开的课程允许五所大学的学生相互选读，各校承认学生所得的学分。在这种情况下，吴贻芳和师生们一起，一边认真教学，一边参加许多力所能及的活动。由于她的支持，在华西坝各所大学里，金女大学生的爱国活动最为活跃，也最有生气。
华西坝的“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在敌机轰炸期间，组织空袭救护，抢救受伤人员，但是华西坝地方行政当局害怕受到学生救亡运动的牵连，公开限制学生们的活动，以致“战时服务团”团员想利用暑假去外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的计划受阻，金女大的团员向吴贻芳校长求助，得到吴贻芳的首肯，吴贻芳支持学生下乡的行为让当局不好再刁难其他四校的学生，所以这年暑假，学生奔赴各地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凡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无论金女大的还是外校的，无不称颂吴贻芳校长的爱国之心。
<center><b>走上政治舞台</center></b>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妇女界成立了“中国妇女慰问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唐国桢出任总干事，吴贻芳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宋美龄在庐山举行妇女领袖会议，商讨抗战时的中国妇女工作，宋美龄也应邀参加了。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颖超、刘清扬、沈慧莲、刘蘅静、唐国桢、沈兹九、曹梦君等。会议建议将宋美龄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扩大改组，由宋美龄的英文秘书张蔼真女士任总干事，吴贻芳任执行委员。这个组织是大后方妇女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为推动国统区妇女团结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何香凝、邓颖超等在国内的各方面知名人士一百八十三人发起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吴贻芳也出任了常务理事，保育会负责收容遭受战火灾难，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儿童，吴贻芳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7月6日，第一界国民参政会召开。经过遴选，吴贻芳被聘为参政员，同时担任的还有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邓颖超等。邓颖超在会上作了《论女参政员的责任》的讲话，她说，女参政员虽然只有百分之五，“但却开了我国妇女参政的新记录”。第二天，吴贻芳和邓颖超、史良等还提出了临时动议，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全体参政员一律献金。这项动议获得了通过。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副议长张伯苓先生提请女参政员中最年长的吴贻芳致辞，吴贻芳怀着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简短的发言中说，“要在抗战中养成民主习惯，团结一致，使民族永久生存，国运日臻强盛。”
这年年底，国际基督教协进会十年大会在印度的马德拉斯举行，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执行主席、中国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吴贻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她作为教育组的召集人，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强烈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唤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吴贻芳是在1935年当选为基督教协进会执行主席的，一直到1947年因校务工作繁重辞去。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3月1日在重庆开幕，会议决定实行主席团制，并选举出第一任主席团成员，依次分别是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劢、吴贻芳。吴贻芳是唯一的女性。在中国近代的政治中，由一位知识界的妇女担当这样的高职，这不仅使中国妇女界感到振奋，也使国际社会开始注意吴贻芳的政治活动能力。国民参政会的每次会议都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常由吴贻芳主持。她穿着淡雅的旗袍，高高地坐在主席台正中，态度庄重而沉稳。
她的形象首先使激动的人们平静下来。然后，她再用极富条理性的语言，将大家引导到关键议题的讨论上，使会议得以继续进行，许多次即将骤起的风波，都在她的警堂锤下化险为夷了。在那段时间里，“陪都”重庆的大小报纸都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评价吴贻芳是位“好主席”，对于她作为政治人物的风采大为赞叹，连那些平日最瞧不起妇女的男子，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1942年7月，吴贻芳担任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0月，当选为参政会主席团五位主席之一。
1943年3月6日，吴贻芳参加由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李卓敏、陈源组成的“六人教授团”前往美国，六位教授利用他们在国内外的声誉，以国民资格赴美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敦促美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加速日本侵略军的灭亡。每到一处，他们都发表演讲，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博得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同情。除了集体活动外，吴贻芳还应邀出席了长老会全国大会、圣公会妇女部大会，还列席了其他一些会议。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表示出对吴贻芳特别的欢迎，邀请她作专门发言，吴贻芳介绍了抗战中的中国妇女和抗战中的金女大，由于有切身体会，她讲得情真意切，扣人心弦，使人深受感动，他们从吴贻芳坚强不屈的形象中，也看到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恢复和重建家园的意志和决心。5月，吴贻芳被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吴贻芳感谢多年来史密斯女子大学对金女大的帮助和支持。同年6月14日，是联合国纪念日，世界三十二个成员国在华盛顿宪政大厅举行会议热烈庆祝，吴贻芳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说。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彻底击败法西斯和战后处置德国等问题，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中，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了中国代表团名单，以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适、吴贻芳、胡霖等九人为正式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其中，吴贻芳作为教育家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同时也是唯一的女性。
重庆妇女界在国民外交协会礼堂欢送吴贻芳，吴贻芳在即席讲话中说：“我对于和平有一个希望，就是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联盟太重理想，此次第二次的世界和平的建立当靠武力；但最高的理想是民族互相谅解为重要的鹄的，即所谓世界大同。在两次大战中，由于血泪的经验，我们知道精神与道德是不可忽略的，不再使用武力胜于正义，我们要维护世界的永久和平。”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
各国代表分组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和宪章范围内的问题，美、英、中、苏四个大国分在第四组，最为人们关注。在第一次讨论会上，轮到中国代表发言时，各式镜头一致对准了穿着东方风格旗袍、戴着一副金丝眼睛、梳着中式发髻的吴贻芳，吴贻芳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讲起，表达了中国人民必将战胜一切侵略者的决心，继而阐述了中国政府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看法等等，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代表和工作人员表示，从没在国际讲坛上看到哪位女性有如此风度，并且能作如此令人难忘的讲演。6月25日，《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第九次全体大会上一致通过，联合国会议指导委员会考虑到中国是最先受到侵略也是最先奋起抗击入侵，捍卫世界和平的国家，因而特别推举中国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国家，次日中午12时整，五十个国家的代表成员举行庄重的签署《联合国宪章》典礼，中国代表团顾维钧率先用毛笔签了字，中国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这样，吴贻芳就成了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代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