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要上升到国家战略部署的高度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这是民进中央深入考察滇西北民族地区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要求之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进一步凸现。这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极为关心的问题。
民族地区的发展应当走什么道路，民族地区的振兴应当提出什么战略？带着这样的思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国家民委副主任周明甫，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有关司局领导以及民进会内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民进中央考察团，于5月17日至27日，克服雨季路途险阻、高原反应等困难，行程3000余公里，赴云南昆明市和滇西北高山峡谷之中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丽江市和迪庆藏族自治州进行考察。
此次云南之行带给考察团多方面的启示。
“大字报地”的启示：把人迁出险境，让大自然放射出原生态的光芒
大自然造就了“三江并流”的雄奇景观，印度洋板块向欧陆板块的挤压，将山脉折成了南北走向，三条源自青藏高原的大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冲破大山的层层阻挡，从地球第三级奔腾而来，在大地上一划而过，在刀劈斧凿般的横断山脉和大峡谷中并行着向南奔流。数千米的海拔落差，使这里有着从热带到寒带的立体气候，我国近一半物种可以在这里觅到踪影。这是一个巨大而罕见的生物资源库，保护它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2003年“三江并流”已进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然而，大自然在雄奇隽美之中却也展现着它严酷冷峻的另一面。在怒江河谷，除了兰坪县的铅锌矿可以形成适宜发展的产业之外，实际上整个河谷都不适宜人的生存。98％以上面积为高山峡谷的怒江州，坡度在25度以上的土地占到了76.6 ％，很多田地紧贴在山崖上，无法使用正常锄头耕作的傈僳族兄弟，只能用一头削尖的木棍代替锄头，身体贴紧陡坡，甚至一只手抓住草根，一手用木棍尖在坡上戳出小洞，投下玉米种籽。就是这样，每年仍会发生二三十起人、畜滚入江中的事件。
一方方“挂”在60度以上陡坡上的田地，被人形象称为“大字报地”。 这些田地不仅“险”，而且“贫”，辛苦劳作一年，也换不来多少粮食，很多地方亩产只有六七十公斤，当地农民讲 “十亩地很难养活一口人”。
显然，在这样的陡坡上耕作，正像许嘉璐主席所说，“每种下一粒期待收获食物的种子，得到的都是生态、生存环境变本加厉破坏的恶果”。而且，有限的耕地根本无法满足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
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导致这些地区贫困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薄弱也在严重制约这些地区的发展。由于投入不足，怒江、丽江、迪庆的基础设施至今还十分落后，缺饮用水、缺电、缺医少药，大部分群众还没有条件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怒江州境内无国道穿越，没有一条完整的三级以上公路，多数路段属四级以下；迪庆全州仅拥有126公里的二级路，其他均为三、四级路，晴通雨阻，通达能力差。考察团从怒江州首府泸水县六库镇北上福贡县时遇到大雨，山高坡陡，短短的135公里路发生了50多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的干部群众介绍，这种情况年年如此。
怒江州的干部群众认识到，要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只有走易地开发的路子。实地考察也使考察团产生了这样一个思路：能不能让大部分人迁出河谷搬到坝区，恢复河谷生态，呵护出大自然原生态的光芒，发展壮大起旅游产业；留下的少部分人，除去从业旅游的，留驻边寨的继续履行“固土守边”之责。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易地搬迁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目前，怒江州有12.7万贫困群众需要通过易地安置摆脱贫困，占全州总人口的25.81％，其中：仅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就有4.4万人；受泥石流滑坡危及生存的有2.3万人；30度以上陡坡退耕还林和自然保护区内需易地安置的有6万人。人向何处去，怎么去？
同样在迪庆州，25度以上退耕还林需搬迁人口达5.3万人，其中基本失去生存条件的有3.1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14.99％。
丽江市也有1.08万户，5.04万人基本丧失了生存发展的条件，占全市总人口的4.5％。
多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尽全力做了大量扶贫开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要彻底改变落后面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除需要当地干部群众一如既往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外，还要靠国家给予更大的扶持和更多的投入。
也许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从1953年建州至1995年，国家对怒江州的投入累计9.7亿元，不到在云南总投入的1％，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1.2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14.7％，建州50年来，地方财政除保“吃饭”外，从来没有资金安排建设项目和相应的支出科目。迪庆州“八五”前的投资均未达到3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11.35％。显而易见，当前仅依靠地方财政难以实现自我发展。
现实的情况表明，在自然环境恶劣、丧失生存条件，而又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必须走自力更生和国家支援相结合的道路，国家应该多从特殊情况和特殊需要出发，在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在资金扶持上给予倾斜，增加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经费，实施生态移民，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等等。尤其面对“三江并流”这份巨大的“世界自然遗产”，爱护它、养护它远远不仅是当地的责任。
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议：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三江并流”，不仅在高山峡谷区域造就了江河与雪山交相辉映的奇特景观，也孕育出了丰富的旅游资源、生物资源、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同时，作为三条大江的上游流域，其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下游5亿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活动，关乎着中下游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生态安全。
然而在这巨大的财富和重要的环保地位的背后，却是“三江并流”区域的老百姓并不富足的生活和日趋被破坏的环境资源。位于这一区域的怒江州全州4县、迪庆州全州3县，丽江市三县一区中的2县均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2003年怒江州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948元，迪庆州为1116元 ，丽江市为1203元，均不足2003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的1/2。
美丽与贫穷相依，是这一区域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如何改变现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当地历届党委、政府长期思索的问题，也是考察团关心的问题。
在怒江州，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生态、水利、电力专家，还有当地政府官员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它几乎成为西部大开发与生态保护能否并行的一个标志性话题。
的确，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开发水电带来的能源效益、经济效益毋庸置疑，这也是主建者最充分的理由。然而，与其相反一面的意见却也令人思索：一旦决策不慎，带来的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考察团实地考察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中的六库段和亚碧罗段的大坝选址。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设计，整个怒江将出现11个梯级电站相连的“宏伟景象”，甚至前一个库尾就是下一个库首大坝，其密度之高将令人惊叹。其争论的焦点，在于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孰轻孰重、能否兼顾。主建者认为，只要电站开发不超过海拔1500米的高程，就不会影响生态环境。而另一方的意见，这不过是实验室中的理论推导，自然界的复杂性远远超过理论的推测。
也正是如此，在5月20日下午听取怒江州委、州政府的情况汇报时，许嘉璐主席坦诚而极为负责任地说：怒江水电开发是一个科学问题，所需投资、移民规模、经济效益、群众所得实惠，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定要经过科学论证，实事求是。怒江干部群众的急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忙于下结论。不仅怒江的领导干部要明白，也要让老百姓清楚。怒江州的建设发展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要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同眼前利益统一起来，不仅要为我们这一代更要为子孙后代考虑。目前，对于怒江水电开发的论证和研究仍在进行之中。
在丽江的泸沽湖，开发带来的污染让人痛心。旅游垃圾的不当处置，使原来可以直接饮用的湖水现在已无人敢舀起就喝。据当地人讲，四川境内一座水库的修建阻断了特有鱼种的回游，渔民已多年没有打到这种鱼了。
三州、市的现实给予考察团重要启示：开发与保护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必须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困难的民族地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走出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路子。只有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做到发展与保护双赢，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族地区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保护民族文化的“形”与“魂”
“三江并流”区域居住着的藏、彝、傈僳、白、纳西等14个少数民族，近65万少数民族人口，创造出了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多民族团结和睦、多宗教和谐共存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
在怒江，恶劣的自然环境却培养了傈僳族农民美妙的歌声。几个普通的傈僳族群众用多声部无伴奏唱起了傈僳族民歌，激越高昂，震撼人心。
在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上，十几名白发须眉的纳西族老先生坐在台上手执古老的乐器，恬然地演奏着被誉为“音乐化石”的纳西古乐。如今，这支乐队已把融合了内地音乐的古乐成功地推向世界。
在雪域高原香格里拉，年轻俊美的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小伙儿和姑娘们跳起了热情奔放的土风舞，展示着具有浓郁特色的民族服饰……
伴随着“三江并流”地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获得成功，大量的游客涌向该地。2003年迪庆州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29.68万人次，丽江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00多万人次，2003年10月1日至7日，前往怒江的海内外游客近3万人次，创造了历史之最。
然而，在泸沽湖畔，美丽的摩梭姑娘唱出的一首歌曲却让人深思，“月亮才上西山头，阿哥你为什么慌慌地走；火塘是这样的温暖，我是这样的温柔，阿哥你为什么慌慌地走……”。外面繁荣精彩世界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正悄悄袭来。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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