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北火车站召开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举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原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民进的创始人，大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土，其中大部分是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部分是工商界人士。早在抗日战争前，他们就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呼吁团结御敌，一致抗日。抗战期间，他们留居上海，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坚持进行不屈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目睹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极为愤慨。于是又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民进的基本队伍，是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的。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抗战胜利后不久，柯灵、唐张等办了一个政治刊物《周报》。接着，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创办了另一个政治性刊物《民主》。当时，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经常在这两份杂志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鼓吹民主和平。尤其是马叙伦，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在广大群众中很有影响。他们还经常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藏南路二十六号)聚会座谈，共商国是。抗战期间，王绍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集会，商谈抗日救国之道，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又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每星期一次在上海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后来，经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相识，双方加强了联系，经常一起在广和居楼上聚谈，并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经过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并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参加民进第一次会员大会(即成立大会)签到的有二十六人，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惟华、胡月城。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首先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大会还作出了四项重要决议：一、一致通过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一致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会未成立之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接着，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民进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等十一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三人为候补理事；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
《对于时局的宣言》是民进成立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它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宣言》义正辞严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并提出了八点政治主张：
1．我们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
2．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
3．立即无条件的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
4．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
5．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
6．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
7．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
8．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
一月四日，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听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在组织机构上进行了完善和充实。
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关注的政治大事是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社会上有些人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幻想通过这次会议能解决战后中国国内存在的一切问题，尤其是停止内战、国民党还政于民、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重大的原则问题。民进理事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一月十一日，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提出七项具体建议，1．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2．政治协商会议代行正式最高权力机构职权；3．原有国民大会代表应宣布无效，重行选举；4．修改五五宪草；5．绝对保障人民一切自由；6．各党党费应由各党自行负担；7．发展民主化的经济。
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团体、人士的坚决斗争下，蒋介石被迫在会上作出给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合法平等等四项诺言，并签订了几个有利于民主和平的决议，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民进领导人又立即发表文章，指出“会议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目前“民主基础人权的自由还是不曾兑现，特务还是不断地表示他们工作的紧张，我们不能不怀疑到国民党还有什么法宝作最后挣扎”，民主运动的责任“不但不曾解除，而且加重了”。事实证明，国民党对政协会议没有诚意。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政协决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就制造了“较场口惨案”。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公开叫嚣要破坏和撕毁政协决议，充分暴露了它全面反对政协决议的真面目。针对这种严重情况，民进领导人连续发表了《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期内》、《当前一个严重问题》等文章，深刻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政协决议，要使全国人民“再流一次政治血”的阴谋。
在围绕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同时，民进还积极参加上海各界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先后参加和主持了上海各界群众在玉佛寺举行的“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公祭大会，上海大中学生声援南京临时大学被捕同学大会，上海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天蟾舞台举行的捐募助学金大会，上海临时大学学生联欢会等活动，他们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严厉抨击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暴行，坚决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
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发生国民党军警屠杀要求和平的群众的惨案。民进立即参加由上海各界团体组成的“南通惨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民进领导人还多次举行南通惨案报告会，马叙伦在一次报告会上指出，在当今社会上，争取民主就要准备付出血的代价，“我今天在这里讲话，就准备会后出不了大门”。
三月下旬，国民党当局伪装民主，宣布进行有条件限制的上海市参议会议员选举。民进发表了《反对不合民主的上海市参议会宣言》，一些领导人还分别发表了《反对不民主的上海市参议会》、《不要包办的市参议会》、《我们要求民主的选举》等文章，坚决反对不合民主、不代表民意的市参议会选举。
四月二十五日，为抗议物价飞涨，学生失学，教员失业，上海“小教联”、“中教研究会”等发动生活斗争，组织中小学教师一千五百人到教育局请愿。民进领导人分别发表文章，积极支持中小学教师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
这一系列的斗争，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向群众表明了民进的政治立场，而且也把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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