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上海各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包括民进在内的上海五十二个社会团体(后来发展到六十八个)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举行大会，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会议选举理事二十九人，其中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巳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等十人是民进会员。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后，民进就积极通过和配合这个联合组织，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互相协同，共商对策。如共同反对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实行的“警员警管区制”；一起发动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一百六十四人联名上书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对华政策，停止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等。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合在上海南海花园饭店招待由重庆来沪的民主人士。大家认为，目前局势紧急，“非立即停止内战实不足以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并推举马夷初(即马叙伦)等九人负责筹备。还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还都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也应由重庆东移。上海爱国民主力量基础雄厚，以后全国的民主力量应以上海为基地，“然后向全国各地推进，共策于成”。当时，蒋介石根本无视人民的呼声，反而发出“三个月可击破共军”，“六个月内可完全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反革命叫嚣。在这样的形势下，民进提议反内战大会还应推派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六月十六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具体讨论赴京代表人选。经过充分协商、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由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胡厥文九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共十一人，组成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任团长，罗叔章、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并决定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大会，欢送赴京代表，会后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
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对这次反内战运动非常重视，指定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张执一为秘密总指挥，工委负责人张祺、学委负责人吴学谦、职委负责人陆志仁等负责不同方面的具体领导。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组织和发动下，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实际参加大会的有三百多个团体单位、十万余群众。民进负责人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严景耀、葛志成、曹鸿翥以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叶圣陶、田汉、吴晗、沙千里等也都前来参加大会。大会主席团由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组成，王绍鏊、蒉延芳、雷洁琼、陈立复、陈震中、陶行知等相继讲话，林汉达在讲话中说，九位代表(实际到场的为八名)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代表，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因为现在全中国人民没有一个愿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今天九位代表去，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大会最后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二、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甚至全体步行晋京；四、通电美国政府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十时四十五分，群众簇拥着蒉延芳、雷洁琼等进入站内(马叙伦等因年事已高，故提前进了车厢)，十一时，载着上海人民呼吁和平赴京请愿代表的列车徐徐起动了。
列车开出后，大会主席团和各界知名人士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沙千里、叶圣陶、严景耀、吴晗、田汉、葛成、曹鸿翥等和十万群众立即开始了反内战大游行。游行队伍先上海市政府进发，而后到达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游行胜利结束。
这次规模空前的反内战大游行，表明了上海人民新的巨大觉醒。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参与了这次游行的筹划和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
上海人民请愿代表乘坐的列车开出后，代表们就受到了暗藏在列车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列车经过苏州、常州时，一小撮特务有意上车来纠缠。到达镇江时，忽有几个身穿蓝色纺绸衫、脸色红润的人上前，指名要找马叙伦。他们自称是“苏北难民代表”，马叙伦下车“抚慰”“苏北难民”，并要代表团答应到南京后不向“政府”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否则他们就卧轨，不准列车开行。代表团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方面和他们说理，一方面发动全车旅客和他们斗争。晚上七时，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这时，早已等在这里的大批暴徒，又冒充“苏北难民”，有计划有目标地将代表分隔包围起来。他们把马叙伦及跟在后面保护他的雷洁琼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和前来接代表团的中国民主同盟工作人员叶笃义等拥入候车室，那里进行围攻达五小时之久。最后行凶施暴，大打出手，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阎宝航、高集、浦熙修、叶笃义等都身受重伤。这就是发生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的、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
当马叙伦等代表在下关车站被围困殴打时，冯玉祥、李济深等曾几次打电话给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求制止暴行，营救代表出险，但均告无效。另外，据南京的记者揭露，早在两天前，国民党中宣部就明令各报不许登载上海人民代表来京的消息。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下关惨案是国民党当局蓄谋已久、一手策划的。
马叙伦等被殴打的消息传出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当看到受伤代表都躺在医院的长凳和临时担架上时，周恩来又立刻亲自和院方交涉，经过再三力争，才争得五张三等病房的床位。邓颖超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晚饭，便立即派人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地取来牛奶饼干。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黄炎培等也都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受伤代表。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天已快亮了。
下关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一面向受伤代表表示亲切慰问，一面纷纷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全国很快形成了一股声援上海人民代表、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罪行的浪潮。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就在国、共、美三方会议(即军调三人小组)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六点要求：一、严惩肇事凶犯；二、追究治安机关之责任并予惩处；三、撤销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四、人民团体和个人有请愿申诉之权利；五、受伤代表之医药费及各人之损失由政府支付赔偿；六、保证上海来京代表的自由及安全。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还给马叙伦等八位上海人民团体的代表写了慰问信。不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打电报给马叙伦等，电报中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延安的陆定一、周扬、丁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也都发来函电。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南京惨案》的社论，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和张家口等地各群众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一致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电慰和声援马叙伦等受伤代表。
在上海，一个声势浩大的抗议当局暴行、声援人民代表的群众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都发表宣言，向南京军警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严惩凶手、惩办玩忽责任之治安当局，医治受伤代表，切实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并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上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也都纷纷在报上发表文章。更多的市民群众和学生除了愤怒的抗议外，还自愿为受伤代表捐献，形成了一个“和平献金”的高潮。此外，北平、天津、重庆、汉口、昆明、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各地的团体和群众，也纷纷写信慰问受伤代表，对国民党当局制造“下关惨案”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六·二三”下关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撕下了蒋介石政府和平谈判的伪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坚持内战、残暴镇压人民革命行动的反动面目。它也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从根本上打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识到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内战才有可能制止；同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正如马叙伦对周恩来说的：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六·二三”以后，国统区的反蒋统一战线更加广泛，民进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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