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考验
我参加民进是在1956年12月。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对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作了正式表述，并写入了政治决议。在此前后，一些没有民主党派组织的中心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就开始积极帮助一些民主党派建立地方组织。当时我在石家庄市工作，是工农速成中学的副校长，同时也是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委员，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56年国庆节以后，中共石家庄市委统战部部长段春明找我谈话，介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毛主席以及中共八大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由于我由解放区进入石家庄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因此中共石家庄市委已经建议提名我参加以文教界为主要对象的民主促进会的石家庄组织的组建工作。以后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康修民也找我谈话，作进一步的动员。后来就决定成立石家庄市民进筹备委员会，我为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把我和常乃莹同志（市女中教师，也是由解放区到石家庄的），从学校调出来，专职进行民进筹委会的组建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市委统战部、组织部经过研究考察提出了筹委会委员名单，被提名者也都由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进行谈话动员，最后报民进中央。1957年春节以后，筹委会正式成立。成立会上康修民同志到会祝贺，民进中央派梁纯夫同志等由北京专程到石家庄参加。在此前后，民革、民盟、民建等党派也成立了石家庄市的筹委会，据我所知，其缘起和过程也基本和民进相同。
80年代我到民进中央工作以后，学习、研究中国统一战线史和民主党派史，了解到成立（或重建、改组）于40年代的中国各民主党派，都是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甚至有共产党员参加）成立（或重建、改组）的。回顾我参加民进和民进石家庄市筹委会成立的过程，我对此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中国的民主党派从成立时起，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而是共产党的合作者和同盟者。这种合作、同盟关系，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我在80年代一篇文章中提到“就民主党派各级领导骨干和多数成员的政治思想心态而言，他们正是也只是因为民主党派是中共的盟友才参加民主党派的”，这也正是我们那批参加民进的同志的政治思想心态。
但是，不久以后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参加和组建民主党派被认为是参加和组建反动组织，是为了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取而代之。而在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公开发表后更坐实了这种罪名。于是，参加民进筹委会的全体同志都先后被打成“右派”（还加上其他的罪名）。主持、协助民主党派地方筹备组织的中共市委统战部长段春明同志（以及河北省委统战部长刘洪涛同志）也被打成右派。这是我参加民进之初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但这并不只是个人的遭遇，而是各民主党派乃至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都遭受到的打击和伤害。民进在反右中占全会总人数的13%被错打成右派，民进全会停止了发展组织，基本上处于闭门学习自我改造的状况，各项工作受到严重挫折甚至停顿。但正如《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中所说，民进“广大成员依然坚决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石家庄民进会员中的右派和全会各地的右派一样，全部得到改正，而且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服务。1979年邓小平同志对民主党派历史道路和发展方向作了精辟的概括：“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我以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考验”，就包括反右中民主党派受到的打击和伤害。而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民进及其绝大多数成员仍然坚持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应该是民进的重要传统。
这也是我个人初入民进后经受的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参加民进全国工作会议
我是1984年8月从石家庄市副市长的岗位上调入民进中央工作的。在此之前的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11月）上，我被选为民进中央委员，在中常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局委员。1984年4月，民进全国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时我还没有正式调入民进中央，但可能因为我已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局委员，所以也从石家庄到南京去参加会议。这个会议是为贯彻落实民进五代大会决议，民进各地方组织负责人和民进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议，由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副主席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民进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开幕以后，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副主席就派我到杭州去和民进浙江省委商谈一个组织工作问题（这也是我第一次为民进工作出差）。两天以后回到南京，工作会议已进入尾声。会议领导安排我在会议闭幕前一天的下午在全体会议上作一个发言。当时我还没有实际接触民进中央的工作，新进中央委员会，是执行局最年轻的委员，而且会议已经由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副主席作了主题报告并经会议讨论，按常理是轮不到我再发言的。我明白会议这样安排就是让我在全国工作会议上、在与会的中央委员、各地的负责人以及中央部委的领导人面前“亮相”，给我这个比较年轻的新干部一次机会、一次考验。下午开会以前，我提前进会场。刚进会场，就看见年近七旬的张明养张明老拄着手杖也走进了会场。我当时就迎上去，很诚恳地对张明老说，今天下午安排我发言，我是新干部还没有接触民进工作，发言没有什么内容。张明老是不是不用参加下午的会了。没想到张明老面带笑容，用手杖点着地，很慈祥又很严肃地说，正因为是你发言，我才特地来听下午的会。说着就走到会场前排，在正当中一个座席坐下。因为还不到开会时间，会场人还不多，特别是前排，就张明老一个白发长者坐在前排正中间，双手扶着手杖，很显眼，很突出。我当时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我一下就明白了，张明老是以此来表示对一个年轻的新干部的支持，当然也包含着期望。
当天紧接着进会场并在前排正中坐下的还有张志公先生等老同志，情况也都和张明老近似，也都是民进的、文化学术界的前辈。同样地，在此会前后我接触到的一些各地的民进老同志，如广东的范兴登、谢加因，东北的蒋永维、朱静航、王立疆，河北的潘承孝等，我也都真切地感到他们对我这个新干部的支持、鼓励和期望。更加上民进中央领导人雷洁琼、赵朴初、谢冰心等老前辈对我们亲切的勉励和教育，使我初到民进中央就对民进的传统的作风品格有了深切的感受，对我以后在民进工作20年的为人处事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年之后，1985年我在民进吉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了我的认识和感受。我在代表大会上说：“对我们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东北、对我们民进各地方的领导同志来说，从学术，从党派，从年龄，从资历，不管从哪方面，我都是一个晚辈，是一个后辈，是一个新干部。……我们民进的特点之一就是有一批德高望重，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老同志、老前辈，他们的资历，他们学术上的成就，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的影响，是我们比较年轻的同志至少是我不能望其项背的。（像同是副主席），楚庄怎么能和雷洁琼、谢冰心比呢，怎么能和叶圣陶、赵朴初比呢，根本不能比。……我们真正要有自知之明，明白我们在这些老同志面前我们确实是晚辈，是后生。……之所以把我们这些晚辈、后生放到一定的位置上，并不是我们本人有多高明，而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老同志他们从事业着想，把我们推上来，而且对我这样一个晚辈，对我这样一个新手出来担任民进工作的人在各种场合树我、鼓励我，给我补台，给我打气，让我放手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新干部要体会前辈们的苦心，要不辜负前辈们的苦心，要有自知之明，老老实实地、恭恭敬敬地向这些老同志们学习。这些老同志永远是我们的前辈，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对我们新干部来说，一定要把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尊师、敬老、尊贤的传统继承下来。”
我在那次吉林民进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在着重提出尊师敬老之后，同时也着重提出了承先启后问题。当时的发言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比较年轻的同志，我们的新干部，又应该有这样的气魄，有这样的志气，努力争取在将来在某些方面超过我们的前辈。刚才我概括了一句叫作‘承先启后’，不仅要承先，还要启后。我们认真地恭敬地诚心诚意地向前辈们学习的同时，我们年轻的同志，应该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些。因为我们是在前辈开辟的道路上前进，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攀登；因为我们比老一辈同志有更好的条件，党中央已经总结经验教训，已经定了要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要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再搞过去那种整自己人的政治运动了。我们正处在建国以来政治经济最好的时候，最好的环境。因此我们中青年同志应该要求自己把民进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或是在专业上学术上成就更多一些。
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在我到民进中央工作之前，曾是河北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六届，那时我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到民进中央工作之后，是云南省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八届，因我原籍云南），并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省、市、区和解放军为选举单位并组成省、市、区、解放军代表团。所以，我虽是民进成员，但在全国人大先后属于河北省代表团和云南省代表团。
1997年人大会议之后我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政协九届会议之前，我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是以党派、团体、各界（如教育、文化、出版、宗教等）以及特邀委员为组成单位，我是民进提名的，因而也是政协民进组的成员。1998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在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我还经历了几个“第一次”。
在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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