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民进中央派人到云南建立地方组织。我当时在师范学院任教，正值超龄退团，经统战部门介绍，我被首批吸收入会。当时的组织名称是“民进昆明市筹备工作组”，会员有37人。1959年民进中央决定将“昆明市筹备组”改建为“民进中央昆明市直属支部”。1966年“文革”开始，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
粉碎“四人帮”，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民主党派也开始恢复活动。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爱国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候的昆明民进只有22名成员。为加快会务发展，1980年民进中央决定成立民进昆明市委会，在全体会员大会上我被推选为主委。当时我在师范学院刚获得高级职称并担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想不到这次当选，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道路，从囿于校园工作的教师逐渐变成从事社会活动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并成为副省级领导。1984年成立民进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我又当选为主委，并连续担任四届主委至2002年。在这20多年中，在民进中央的培育下，我当选为民进中央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兼常委；被安排为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第八、九届常委；1993年当选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年当选为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正是担任了这些职务和有这些工作安排，使我有机会长期献身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获得许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议政的条件，直接聆听到民进中央老一代领导人的教诲，结交了许多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有机会深入工厂和农村，了解社情民意。这一切对于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5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时我57岁，与我会葛老、柯老、方老、明养老、志公老、宝三老、吴荣老、懋征大姐以及民进地方组织的平甫老、西林老、景宁老、一百老、念海老、力佩老等前辈在一个小组学习讨论。他们的发言很有深度，对问题的分析十分精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有价值，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启发了思路。为庆祝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意指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人民政协可以大有作为。对我来说，这一标题也像描写我进入全国政协如鱼入大海，鸟飞长空。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在小组会上，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希望各级政府重视教育，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谈论得比较多。在葛老主持下，将小组有关教师问题的意见整理写成一篇题为《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稳定教师队伍》的文章，由葛志成、方明、霍懋征、段力佩、麦赐球等人署名，送交大会，并被安排为大会口头发言。葛老提出由我作大会发言，理由是我为发言稿提供的材料较多，来自边疆又是在师范大学任教，更主要的是让人们见到民进的新面孔。其他诸老表示同意。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十分紧张。那么大的场面，有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在场，我真怕完成不好任务。又是葛老给予我鼓励，叫我好好准备。大会发言限时15分钟，我就像年青教师笫一次上课，事先预讲了几次，把讲稿都背熟。我还自我鼓励，一定不能辜负众人的希望。发言那天，我确实做到很有信心站到发言席上，用真实的情感表达发言的内容。当我讲到“目前广大教师在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搞好教学”，“国家一定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不能让一些中小学的校长为挣钱而奔忙”，“要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办一些实事，要使教师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时，获得全场听众热烈鼓掌。我结束讲话时，刚到规定时间。散会后，葛老走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很好！很好！”我心中明白，这是民进中央对我的培养，给予我锻炼的机会。
大会还安排邓颖超主席接见新委员。邓主席和新委员一一握手并简短交谈。和我握手时，我自报姓名并说在云南师范学院从事教育工作。邓主席立刻说：“云南是边疆多民族地区，保持稳定和发展教育非常重要。我也当过教师，是在幼儿园。四个现代化建设教育是基础，要为发展教育多出力。”邓主席的话言简意赅，表达了她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心，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一个年轻委员寄予的深切期望。我十分感动，当晚写了一篇题为《最令我感动的时刻》的短文，描述邓主席接见的情况和自己在大会堂发言听到几次掌声时心中的激情，发表在当月的《民进》上。
几十年来，每参加民进中央的一次会议，每一次与中央领导接触，都受到教育，认识有所提高，模糊的问题得到澄清，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印象较深刻的事情有：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雷洁琼主席利用会议休息时间看望我们，我向她作工作汇报。她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指示：要发挥做好岗位工作和会务工作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在会内要讲民主也要讲纪律。（民进省委会组织了学习，提高了同志们对业务与会务辨证关系的认识，会内特别是省委会机关的民主气氛增加，组织纪律也严明了。）雷主席还提出要去瞻仰“一二•一”烈士墓和深入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烈士墓在西南联大旧址，烈士墓内有“一二•一”事件壮烈牺牲的四烈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的衣冠墓。雷主席怀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烈士墓前深深鞠躬，缅怀他们为争取民主自由，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牺牲。在观看纪念馆展出的国民党特务行凶打人的图片时，雷主席说她在“六•二三”南京下关事件中经历过这种场面，这是历史见证。最后雷主席挥毫为纪念馆留言，“尊敬的闻一多教授和‘一二•一’烈士，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在整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充满怀旧的情感，去追思和凭吊几十年前和自己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而献出生命的战友。此时，我更感到这位老人值得我们尊敬，也为民进有这样一位慈祥、坚强的领导人而感到光荣。
1987年，在民进全国代表会议上，叶圣老讲：“忽然想到两句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愿意到死之前实践这两句话，也希望我们民进的同志能够广为宣传。”会后，赵朴老执笔写出这两句话，并作了解释。赵朴老在纪念民进成立45周年献词中写道“我们应当，无愧于过去的光荣。我们应当，无负于今天的时代”。我一直把这两老对我们的教导作为座右铭。
葛老经常讲“我们民进是个老实党，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陈舜老对我讲“支边扶贫要固定在几个点，有计划地长期进行”。楚庄老到云南对我们提出12字要求“明大义，顾大局，讲真话，办实事”。进入新世纪许嘉璐主席提出：“努力把民进建设成为适应21世纪的高素质的参政党。”他们的教导和指示，对我做好工作，为人处事，都很有启发和教益。
在民进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老一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我与民进云南省委会诸领导通力合作，得到广大会员的支持，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参政党职能，有些工作得到领导和社会的肯定。例如：我在全国政协有两件提案被列为优秀提案；1995年的大会发言《必须大力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重视，在发言材料上作了批示。2000年写的《加强环境的科技研究与开发》被安排在常委会上发言，并作为精选文件编入《国是建言》第三辑。《环境壁垒与对外贸易》被人民政协报全文刊登。《一个新的环境问题——生物安全》被云南省人民政府作为《参阅资料》在全省印发。
2002年民进云南省委会换届，我退了下来。回顾40多年来在民进组织的关怀下我逐步成长的过程，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与组织的期望仍有较大差距。有许多事情，如果当时自己更努力一些，更主动一些，事情必然会做得更好。我真希望时间能倒流。
（作者系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云南省委名誉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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