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一</center>
1950年，我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工作。那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与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在做好本职教学工作的同时，夜以继日地投身于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与各类活动，并积极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报告送上去不久，学校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入党的事慢慢再议，现在希望我参加一个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当时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民进的情况，要我考虑。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同民主党派联系起来。但是，我很快就做出了回答：参加。理由很简单，既然党组织要我这样做，那就不会错。于是很快就填了表。
当时，学校的副校长庞翔勋同志（校长江恒源先生未实际视事）既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老社员，又是从事过地下工作的预备党员，这时大概经上级党组织给予任务，已参加了民进。当时民主党派的人数还很少，民进在1950年初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会员不过150人，这一年发展很快，但估计也不过二三百人，而且主要在上海、北京两地。当时上海市蓬莱区有一个联合支部，会员大约不到10人。约在这一年的年底我的入会申请批下来之前，我就参加这个支部的活动了。这个支部除庞翔勋同志外，记得的还有民立女中校长吴若安，稗文女中教师翁璇庆等同志。后来这个支部的同志各自在自己所在单位发展成员，中职由我负责，在党支部的支持帮助下，很快由三五人发展到八九人，多半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与积极分子。
当时会中央组织称中央理事会，地方组织称分会（那时也只有上海、北京两个分会）。上海是民进诞生地，分会成立也最早，活动较多，会员人数有限，常有全体会员的活动。当时分会主任理事是谢仁冰同志。我们听过他一次报告后不久他就逝世了。我们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会上代表家属致谢的是当时外交方面的负责人之一章汉夫同志，至此大家才知道谢老是章汉夫同志的父亲。谢老逝世后，上海市分会便由副主任理事赵朴初同志负责。
不久，赵朴初、张纪元等同志先后到北京工作，同时会中央已明确今后党派分工，民进工作对象主要为文教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所以分会新的领导班子也就体现了此点。推出吴若安同志主持工作，段力佩、周煦良和曹鸿翥三位副之。
<center>二</center>
1953年4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前两届理事会召开于全国解放之前，均在上海产生于全体会员大会；第三届理事会则产生于1950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所以实际上是建国后的第一届。理事25人，候补理事8人，常务理事7人；会中央主席是马叙伦，副主席是王绍鏊，秘书长是许广平。这次开会时地方组织已产生了上海、北京、天津三个分会以及广州、南宁、杭州、沈阳和武汉等地的分会筹委会或直属小组。除中央理事及候补理事外，参加开会的还有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这样上海市分会除周煦良、曹鸿翥、朱镜清、吴企尧等中央理事、候补理事外，分会负责人吴若安、段力佩、江芷千、黄丹等也都出席。我和戚逸影同志作为列席代表参加。
会议在南河沿的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那是一个中式多进四合院的大房子。由西河沿到南河沿，每天要经过天安门前。那时的天安门前还没有现在那么大的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正搭着脚手架在修建中。我们的会议交通车是经过以纪念碑为中心的小广场两侧的街道往返的，我有幸见到了这大广场修建前的旧址原貌。
大会于4月15日正式开幕。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总计不超过数十人，全体会议就在后院的正厅举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黄琪翔等均来参加。马叙伦主席作了题为《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努力》的政治报告。
会议分了四个小组，分别在后院的厢房进行讨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等领导同志也都天天到会参加小组讨论。雷洁琼同志时任政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大约因外事活动，未能到会，她的爱人严景耀同志和我一组，记得同组的还有林汉达、周煦良、杨石先等同志。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来会向全体代表讲了话，内容已模糊，只记得他湖南口音，谈到各民主党派的政协分工与民进着重在文教界发展的问题等。
听过一次习仲勋同志关于文教工作的报告。那是在一个千余人的大会堂与北京若干文教系统的单位或其他会议的成员一起听的。记得他的第一句话是：“今天这个会应当是郭老来的，由我来讲，是‘打着鸭子上架’。”因是第一次听到这句俗话，所以印象较深。当时政务院下设政法、财经、文教三个委员会，分别由董必武、陈云、郭沫若任主任，习是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所以这样说。讲话内容也是讲文教事业发展中的冒进情况应当纠正云云。
4月26日上午，大会胜利闭幕。下午全体与会人员又举行了一个茶话会。这个会议一改连续十几天紧张严肃的讨论形式，除马主席、王副主席慰问代表们并作了关于如何贯彻会议精神的讲话外，要求大家无拘无束的谈论并话别。这个会开得生动活泼，后来赵朴初同志即席成诗，记录了会上的几个话题。这诗我居然于数十年后在一个发黄的笔记本上找到，既欣赏了赵老的文采，也回想起那次会上的发言内容。这诗是：
转过身来不要背靠着背，
摘下我们的斗笠儿好亲嘴。
说句共同的话——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
我们原来都是一个屋脊下的人。
一只鸽子带来了许多鸽子，
一个车头拖走了许多节车皮，
就是这样，先进的带动后进的，
一股脑儿带进社会主义。
段力佩同志作检讨，
第一次到北京作了刘姥姥，
记不得地点，倒说是因为招待不好。
几乎一顿晚饭吃不到。
周煦良同志悟性好，
如果不走错路，必须依靠党的领导。
马主席给我们许多吩咐，
王副主席送给我们一本书，
广东同志说国语值得研究，
我们带走的不是“包袱”。
这四段分别说的是几位同志的讲话。第一段是金芝轩同志谈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当面开展，不要老是“背靠背”的进行。第二段是冯宾符同志的发言内容。第三段是说段力佩同志第一次到北京，会议间隙外出回来找不到开会的地点，结果迟到了半小时，会上作了检讨。第四段是说广东代表讲不好普通话，表示要把会议的收获带回去时把“收获”讲成了“包袱”，引得举座大笑。
就在朴老描述的这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下，会议宣告结束，各地代表握手言别。
<center>三</center>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不但结束了一切社会活动，而且被剥夺了教师资格。50年代的后两年，我是在学校的附属工厂劳动中度过的。1960年，随学校的专业调整我调到南京工作，1961年“回到人民队伍”，重登课堂，过了几年短暂的安定生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开始了拨乱反正，并逐步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我于1979年末回南京，担任了金陵石化公司烷基苯厂职工子弟学校副校长。1980年民进恢复活动，“大家庭”复得团圆。我随即参加了南京市和江苏省两级会员代表大会，以后连任了第二、三、四三届民进省委会委员、一届江苏省政协委员。20世纪80年代，我又重新参加了包括民进工作在内的一些社会活动。
我于1986年底超龄退休，1990年后年老多病，已极少参与社会活动，但始终参加民进原学校基层的组织生活。民进江苏及南京省市委会的领导同志几乎每年有人来郊区寒舍探访慰问，今年学校基层更特意为我集体祝寿，使我虽在晚年，也倍感在这个“大家庭”中祥和温馨的幸福。
（作者系原南京烷基苯厂中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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