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的，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六中教语文，我非常崇敬马叙伦、叶圣陶等语文大师，经常读他们的著作，可以说是心向往之。1982年我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在北京期间，我担任过民进六中支部主任。经常到北京市委会开会，有时也到会中央旁听一些会。当时获得了一个信息，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挂钩会议号召北京教师支援宁夏教育，我响应这一号召，经当时民进宁夏区委会副主委王拾遗和秘书长孙清泰联系，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同志批示，我于1983年来宁支教，分配在宁夏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汉语和文字学。当时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有名人和无名草》，登载在《民进》1984年11月号上。在庆祝民进成立50周年的时候，北京市委会的赵敏同志还来看望过我，我由衷地感到民进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心里非常感动。
1986年我担任民进宁夏大学支部主任委员，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系统地学习了民进会章和民进会史，学习开展民进会务工作。在工作中逐渐认识并体会到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荣传统，并且深深地教育了我，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在民进中央爱护和培养下，我逐渐成长为一个热心会务的民进人。1986年，我以宁大支部主任的名义，向宁大党委建议在宁大理工科开设大学语文课，被党委采纳，同年，我光荣地被邀请参加了宁夏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为社会主义服务经验交流会，不久又参加了自治区党委在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党外干部培训班，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统战理论，并在宁夏第三届统战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试论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问题》的论文，获得优秀论文奖。
1990年，我被选为民进宁夏区委会委员、常委，后来又代理副秘书长，在区委机关协助高文华主委处理一些具体工作。并集中精力搞了一次社会用字问题大普查，在政协大院举办了一次社会用字规范展览，由我起草，王拾遗宣读，向宁夏政协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题目是《建议把银川市建设成为一座社会用字规范城》，荣获宁夏政协优秀提案奖。这项工作得到了高文华主委的全力支持。在高文华主委的支持下，我先后向宁夏政协提交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认真贯彻国旗法》、《深入学习六中全会精神，加强礼仪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礼法并重》的大会提案，都得到党政领导和与会委员的好评。中共宁夏党委对于民进宁夏区委会的工作是充分肯定和支持的，对于我的工作也是非常关怀的。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写了一本《中华尊老敬贤史话》，宁夏政协主席刘国范同志亲自为本书作序，高文华主委、王拾遗顾问都写序致贺，并在出版经费方面给以大力支持，赠给全体政协委员和民进会员每人一本。后来，民进区委会和社会主义学院还安排我在民主党派学习班上演讲《中华尊老敬贤史话》。
作为一个民进人，要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并且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我是教古代汉语的，担任汉语史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教学过程中，我编写了《文科研究生阅读常识》和《中国文字学》两本讲义，已经流行海外。为了配合党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宣传和普及，我主编的《中华礼仪学》一书已经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的诗集《秋韵》也正在排印中。中华民族是有悠久的诗礼传统的伟大民族，我写了一本《中华文明四字经》由宁夏文史研究馆内部印行，颇受读者欢迎。我觉得，我们民进人应该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美德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也愿意为此竭尽一切努力，为民进再做贡献。
怎样搞好民进基层支部的工作是大家关心的一件大事，宁夏大学总支部几届领导班子为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
首先，作为民主党派的支部负责人，要真诚地经常地争取本单位党委的领导，在发展会员、举行活动之前，与统战部反复协商，确定一个理想方案，再付诸实施。其次，要号召自己的会员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这是搞好支部工作的两个必要前提。另一方面，支部负责人要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外举办一些社会服务性活动，筹集一些经费，这对开展支部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宁夏大学总支部在我当主任委员的时候，举办过一次高考补习班，筹集了2000多元，组织会员到甘肃与兰州大学民进支部搞了一次民进工作经验交流联谊活动，很受双方会员欢迎，两省民进领导也很重视。我卸任之后，冯玉涛同志任主任委员时，组织了一次职称考试古代汉语辅导班，由冯玉涛和我共同上课，也筹集了一些经费，在省内搞了一些参观考察活动，大家也很满意。冯玉涛同志卸任之后，王春秀同志任主任委员，与宁大农学院教授、副主任委员吴心华同志精诚合作，组织实施了一个为宁夏畜牧业服务的咨询事业课题项目，深入农村，上门服务，送科技到家。很受畜牧专业户的欢迎，也筹集了一些经费，支持了民进宁大支部的正常活动，既受到会员的好评，也得到了宁大党委和民进区委会的支持和表扬，同时也得到了银川市政府的支持和好评。民进宁大总支部为会员服务的传统一直在发扬光大，而且越来越上规模，令我们老会员刮目相看，非常欣慰。老会员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或从领导岗位上卸任退下来了，要把年轻同志扶上马，再送他们一程，让他们顺利地打开局面，开展工作，这是老同志的义务，也是民进人的风度。
做好老龄会员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从民进区委会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应高文华主委之约，担任了一届老龄会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之职，我觉得老龄会员的工作大有可为。比如我们宁夏有一位李采臣先生，他担任过区委会副主委，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胞弟，心里装着关于巴金的无限宝藏，需要后辈去整理、去挽救，否则，他老人家都90多岁了，这笔精神财富很可能就失传了。不是很可惜吗？我采访过他一次，写了一篇《巴金与近代出版事业》在《民主》杂志上发表了。李采臣老先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哪一位民进人都想把自己的光和热全部贡献给祖国，彻底地实现民进人的价值。我从宁大退休之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聘任我为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并担任《宁夏文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编辑部编辑。每期撰写诗文，参与编辑并入选《宁夏文史馆志》、《馆员文选》、《馆员系列讲座汇编》。我还在宁夏大学开设了《中华礼仪》选修课，到吴忠监狱、银川女子监狱作帮教报告，宣讲道德礼仪与法制，为银川社会福利院和社会上一些服务公司的服务员培训礼仪。作为一名老民进人，我的生活过的很充实。
党和国家的老龄政策和老龄事业是一项新的伟大事业，我们民进的老龄会员可以选准角度适当参与。我从退休之后，便应邀为老年大学代课，首先在银川市老年大学开设《文学欣赏》、然后在宁夏自治区老年大学开设《诗词欣赏》课，后来又在银川市西夏区老年大学开设《红楼梦欣赏》课，讲出了品牌，打开了局面。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广大学员对我的评价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杜老真不愧是老北大的学生呀！”第二句是“民进真是有人哪！”对于这两句评价，我都感到很骄傲，第一，我没有给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丢人；第二，我没有给民进丢人。我今后还要继续为民进争光。
（作者系民进宁夏大学总支、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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