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民进也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当时，正确认识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任务和作用，是摆在全会同志面前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4月15日，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一代大会的代表共43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北方地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总结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作和经验，充分认识当前的形势，明确在新历史时期民进的地位、任务和作用，并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马叙伦、王绍鏊等11人为大会主席团，马叙伦为主席团召集人。王绍鏊致大会开幕词，马叙伦向大会做政治报告，许广平代表第二届理事会向大会做了会务总结报告，雷洁琼向全体代表汇报了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经过。经过全体代表热烈认真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本会应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的决议》等七项重要决议，通过了新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发表了大会宣言和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第三届中央理事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与建国的根本大宪章。《共同纲领》序言规定“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该纲领）。”据此，民进一代大会做出了《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全会代表一致认为，民进应该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此大会做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学习中共〈加强与非党群众及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巩固扩大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一代大会通过的《大会宣言》还郑重指出：本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站在民主和进步方向，艰苦进行反对美帝蒋匪的斗争，在民主运动中，是有相当贡献的。然而，由于历史不久，经验不足，我们的工作和组织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经过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必须一面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一面充实新的工作内容。我们号召全体会员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工作，朝着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历史方向稳步前进。
这次大会还做出了筹备成立民进北京市分会的决定。同年9月10日，北京市分会正式成立，林汉达任主任理事，冯宾符为副主任理事。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25名理事、8名候补理事组成的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在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上，选举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林汉达、葛志成七人为中央常务理事，并选举马叙伦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中央理事会秘书长。
1950年6月，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草案）》。马叙伦在政协会上发言，郑重表示民进热烈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10月11日，总部向各分会发出《发动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土改工作的通告》，1951年5月，马叙伦在《民进》创刊号上发表《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50年6月19日，民进三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贯彻（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决议》。1951年3月，总部订立了《本会会员爱国公约》，以此作为全体会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具体行动纲领。
1951年12月8日，总部发出《为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成立本会节约委员会的通知（第一号）》。4月10日，中央常务理事会向各分会下发了《本会“三反”“五反”运动会内处理办法》。
1951年11月，总部发出指示，指出广泛开展思想改造和学习活动是本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952年8月，总部在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宣教工作汇报会议。
在这一时期，民进除推动成员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外，还积极鼓励大家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出力。民进会员以教育、文化、出版工作者为主，做好本职工作，使我国文教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是为恢复国民经济出力。
1953年6月15日，民进举行三届四中全会。马叙伦在会上作了《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努力》的报告。他指出，民进当前最中心的政治任务就是动员我们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民进有16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林汉达、车向忱、杨东莼、吴若安、雷洁琼、赵朴初、严景耀、许崇清、冯宾符、杨石先、陆渊雷。同年12月，人民政协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之后体现人民政协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民进马叙伦、王绍鏊、葛志成、柯灵等18人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出席了会议。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进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继续参加了国家政权的工作。马叙伦出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连任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王绍鏊被任命为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周建人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1950年11月，民进总部召开三届二中全会，研究讨论组织发展问题。会议做出了《关于发展与巩固组织的决议》，指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民进担负了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适当的发展组织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决议》确定，民进要在原有的进步团结的基础上，掌握有重点、有条件、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质量并重、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组织，发展的对象为进步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着重有知识分子成分的工商业者），重点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者。
1951年8月，民进三届三次中常会作出了《关于建立基层组织，加强组织教育，进一步发展组织的决议》，确定全会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在大中城市发展组织和建立新的分会，建立基层组织，并强调要以中小学教师为本会的主要发展对象。1962年4月，民进中常会做出了《关于适当发展组织的几点意见》、《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两个文件，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加强民进的工作，有必要贯彻“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适当发展组织；发展工作既要慎重，又要积极，要在中共党委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
截至1952年8月，会员总数达1000余人，到1956年8月，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全会人数已经达到2800余人；全国共有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天津、沈阳六个分会和广西、陕西、武汉、南京、旅大、抚顺、苏州等七个分会筹委会，300多个基层支会（小组），已初具全国性规模。
1956年8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16名，列席56人，来自全国21个大中城市。马叙伦致开幕词，周建人代表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王绍鏊在会上做了关于修改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的说明。8月23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62名中央委员和28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马叙伦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由21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
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大会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指导，确定了继续坚持与共产党紧密合作，接受共产党政策领导与思想领导这一方针，规定了民进的根本任务是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提出五项具体工作。这为民进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通过的新会章，从组织上纪律上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1957年，在扩大了的反右斗争中，民主党派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其结果是：民主党派又被带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大批爱国的党派人士被打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大形势的驱动下，民进也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5月8日，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杨东莼、徐伯昕、冯宾符、徐楚波、吴研因、金芝轩等人参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从6月中旬开始，民进中央先后发出文件、召开会议、成立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要求全会进行会内整风。这期间，全会停止了组织发展工作，《民进》会刊停刊，代之以《民进整风简报》，提出了在会内全面展开、彻底深入进行反右斗争的口号，斗争愈演愈烈。1958年1月13日，民进召开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全会《全面开展一般整风的决定》。3月1日，民进全体在京中央委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决心书》。4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事协商通过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3月16日，民进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850多名会员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并参加了会后的游行。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民进在整风反右斗争中遭到了沉重的伤害和打击，各项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广大成员依然坚决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党所指示的方向前进。
1958年8月，民进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提前召开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组织在当地中共党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结束一般整风。11月5日，民进中央整风办公室在《民进整风简报》上发表社论，宣布民进的整风运动“现在已经胜利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11月，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共313人，其中正式代表235名。周建人致开幕词，王绍鏊代表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由于当时“左”的思想的错误指导，这次大会“确认”了民进“绝大多数成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政党。”车向忱在大会作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组织改革规划》的报告。这一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决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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