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先生的亲属代表 马珮
<center>马叙伦先生的亲属代表 马 珮</center>
<center>2005年4月28日</center>
今天是父亲马叙伦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我代表马叙伦先生的家属对民进中央举办这个座谈会表示感谢！
我虽然不是民进会员，但是我对民进的感情是很深的，小时候我在上海，父亲经常带我去开会，印象最深的是常去一间门脸好像是书店的小阁楼上开会，大人们开会，我在一边玩耍。民进的老人们我认识的也很多，他们经常到我家来，一边吃着我母亲做的饭，一边商量事情，他们对我也很熟悉，是看着我长大的。
父亲生前留下的关于他自己情况的资料并不多，比较完整记录他六十岁以前的情况的只有他自己写的“我在六十岁以前”和能够表现出他思想及生活等状况的一些诗词及“石屋余沈”、“石屋续沈”等几本书。六十岁以后也就是四十五年以后可查的资料就多了一些。
目前外界写父亲的较完整的书我看到有肆种版本，第一本是江勃女士写的“马叙伦”，她是受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委托写“马叙伦传略”后又写了“马叙伦”一书，我两个哥哥参与了审阅书稿；第二本是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写的“马叙伦”；第三本是卢礼阳先生写的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之“马叙伦”，是自己意思加一点小说式的，还有一点小错误；第四本是最近在图书大厦看到的由姜平先生主编马烈先生著的总标题为中国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传记丛书之“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这几本书对父亲都有自己的评价，我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因为从我的年龄来讲他五十五岁以前，我没有经过过：五十五岁到解放前有些记忆；解放后的情况有较多的印象，所以对父亲一生的了解，我也是从他自己写的书和以上几位作者的书及一些人的回忆录、文章中得到的。在父亲百年纪念会上我听到了党对父亲完整的评价。
父亲生于一八八五年，一九七○年正直他支持过的“五四”运动五十一周年的日子去世的，他去世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他身边，不是在外地工作就是在“五七”干校，待通知我们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没有能够见到她最后一面，看到的是他的遗体。他虽说享年八十五岁，但他实际只工作到七十三岁，因为一九五八年后她就病休了。七十三中他经历了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历史阶段，参与了很多历史事件。我觉得要总结父亲的一生也很简单，人的意识中都应有一条贯穿人的一生的主线，围绕着主线去做一切事情，有的人为名；有的人为利；有的人一心想作学问，父亲都不是。父亲从十五、六岁时就受到陈介石老师启发接受民族、民权的概念以及又从一些书中了解了平等、自由、共和等思想，这时他的爱国革命思想就已经树立了，他一生要追求的目标我觉得是“民族自主不受外辱、国家自强昌盛、民众平等安居乐业”，为此他一生不断地思考、思索、学习、探索，寻找实现意愿的道路、方法。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父亲也是这样，在实践中也有过犹豫、有过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但他认识到了就坚决地与之决裂，在实践的路上也不断地革自己的命，对一些事物从不认识、不理解、不参与到认识、理解、支持、参与，随着时代的潮流，把自己融合进去，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最终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正确的路，他才能在最终留下的墨迹中写出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句话也是留给我们家属的最宝贵的遗言，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父亲在实践理想的历程中，也表现出了他的人格和品德，他没有名利的追求、他务实，没有私心一心为公、他生活中公私分明遵守制度，对国家的号召积极响应、他生活俭朴，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等。他身教多于言教，对我们后代尤其是我的一生影响很深。
我想这次既然是个座谈会,我想举几件到北京后的小事。父亲从小家境困难，十岁丧父，靠母亲的十指养活一家，父亲有一篇传给我们的文章有详细的记载，我家还有一张有汤尔和画的反映这情景的画，一个小孩在读书一位妇人在织布。在上海时生活也非常拘紧，直到解放后到北京，才真正过上好日子，除必要的开支他决不浪费，储蓄起来，但在国家号召购买公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储蓄购买了公债。
抗美援朝时期国内掀起慰问志愿军高潮时，他让母亲和我做了很多慰问袋送给志愿军。
在住房和车子的事情上，他认为房子、车子是给他工作所配，（当时房子的书房和客厅房费电费是公家付的，其他自付）未婚子女可以一起住，结婚就不可以了。车子别人是不能随便用的，母亲和我也不例外。
他非常自觉地遵守制度。“十一”、“五一”的时候，晚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带子女上天安门看放花，他只带我去过一次，我看到了毛主席，孩子们排队和他握手，我很兴奋。第二年我还要去，父亲就不带我去了，他说：你已经上高中了，按规定上高中的孩子是不能带的。我想，我上什么学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就是没有带我去。
他对新生事物非常支持，五十年代提起火化，能接受的人是很少的，但他认为人是皮囊盛血，本无足珍，早在四十年代就提过火化，所以在毛主席提倡火化时，父亲立即就签了名，回到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也不感到意外。
他非常节约而且能废物利用，他将送来的文件上的空白纸边裁下来留作打草稿用，或者让我订成小本子上学用。信封也是这样，翻过来再粘起来再用，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纸，他要求我写字一定要从白纸的左上角开始写，若是打草稿则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覆盖着再写一遍，一张纸当二张纸用。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张白纸拿来就往中间写，写完就扔。
他对文物很重视，在他生前就把他认为有保存意义的请帖、条子、书信、聘书等等不起眼的东西都送到了博物馆，将字画、扇面、瓷器等送到了故宫博物院。书籍早就送走了。８６年革命博物馆举办四老展览时，除了我们捐赠的以外，都是他生前捐赠出去的。这些事情我们家属都不知道。
父亲到北京先住在北京饭店（这座楼现在没有拆掉，像葛志成先生住的楼就拆掉了），在４９年的后半年搬到了方砖厂辛寺胡同４号，当时有三个警卫员，后来搬到大方家胡同时又增加了服务人员，父亲和他们的关系处的很好，平等待人，非常客气，从不给他们添麻烦，正因为这样的身教，在警卫们转业后我们一直有联系，有一位转业在上海，他出差到北京会到家来坐坐，我出差去上海也去看他，我上海的哥哥去世时他也去吊唁，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一位转业到内蒙野外队后又调到太朴寺旗工作的，过春节我们都相互问候，还有一位在山东农村。像我们能这样保持关系的，可能在首长家里是少见的。一位老保姆如同一家人，我们也是经常照顾她直到她去世。
他从不以自己的地位要求别人为他做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也从不张扬，也不为家人谋利益。
这只是几件小事，在现在有些人看来父亲是傻子，我说做人的准则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像这样的傻子越多越好，我们国家就不会有犯罪不会有贪污腐化等等劣迹了。
父亲跟党走，对自己要求很严很高，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申请不入党，他说：我还不够党员的条件。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后人现在在世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民进会员、有其他党派的成员、有普通群众；有五个是做教育工作的，还有一个是沈阳市人大代表；有在职的、有退休的，但都是遵照父亲的遗言跟着共产党走，做他一样的人，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学习，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让父亲看到一个永远是明天更美好的祖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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