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裕仁亲自宣读《停战诏书》，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抗战胜利了！上海市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八年来，马叙伦在疾病和贫困的折磨下，两鬓堆霜，面容憔悴。但此时，他精神振奋，欢喜若狂，心情象开了闸的江水，奔腾无羁，即兴吟诗，其中三首为：
八载无欢伏海疆，
自惭贫病辟戎行。
乍闻二尺传书至，
喜动衰颜自觉狂。
忽尔骈驱号四强，
大名暴至惧非祥。
乾乾夕惕还相励，
计到民生仔细商。
御侮金言止阋墙，
解兵坐论敞明堂。
且从人与征天与，
据土分民枉并伤。
这些诗表达了他由衷的喜悦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切，告诫国民党当局要以国计民生为念，要记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金石良言，希望国共两党，顺应民心，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民主统一。这也表达了战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安定，休养生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国家的愿望。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积极准备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把中国引向新的黑暗。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在上海，国民党的“接受”成了名副其实的“劫收”，政府继续实行独裁专制，剥夺人民言论、新闻、出版等基本自由权利。随着接受大员到上海的，还有横行霸道的美国士兵，充斥市场的各种美货。国家主权被侵犯，民族尊严被践踏。所有这一切，使刚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上海人民，又一次陷入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
这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于8月25 日，公开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指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年过花甲的马叙伦也由衷地赞成。他认为，这才是中国的光明之路。其时，他也曾接到一份聘他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的聘书。马叙伦当然希望早日恢复被战争蹂躏得支离破碎的教育事业，但是，目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腐败和蓄意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他感到不能舍本求末。于是，他终于主动地投入到上海地下党所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尊严感、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的学者，马叙伦的“报国之术”，首先就是他的如椽之笔。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唐弢、柯灵等创办的抗战后第一个政治性刊物《周报》问世，其宗旨是“加强团结，实行民主”，因而被国民党特务怀疑“是共产党的刊物”，“有共产党背景”。于是《周报》办报者就想请一位耆年硕德的人士撰文，以掩护《周报》的活动。大家认为马叙伦早期即与我党多次合作，年高德重，是最佳人选。他们通过傅雷向马叙伦约稿，马叙伦欣然应允，很快把稿子写出来，题为《惩奸》。从此，他经常主动到报社与一些同志交谈国际国内大事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断地撰写文章，为民族命运而大声疾呼。到《周报》被勒令停刊为止，马叙伦共在其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
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创办了《民主》杂志，马叙伦立即成为该刊的主要撰搞人之一。他连续发表了《思想解放》和《肃清贪冒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奏》等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专制独裁，肆意剥夺人民民主权利，造成社会上“思想桎梏”。他呼吁肃清贪官，解放思想，实现民主政治。在《民主》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战斗檄文。他还被《民主》杂志社聘为编委，对该刊的战斗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同期，马叙伦还在进步刊物《文萃》上发表了十一篇政论文，都是及时揭露美蒋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假友谊真侵略的檄文。此外，他还为《文汇报》、《昌言》、《新世纪》、《新文化》、《群众》、《联合晚报》等撰文。
马叙伦为各报刊撰文计约数十万言，这些文章内容丰富，爱憎分明，笔锋犀利，说服力强，极大地激励了民众的斗志。与此同时，马叙伦在“以笔为枪”的斗争过程中，通过撰稿、座谈、集会、演说，加强了同各界人士的联系，也认识、影响、团结了一大批具有爱国热忱、民主思想和斗争精神的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这就为他日后更加直接地参与政治斗争准备了条件。
马叙伦经常和《周报》、《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在八仙桥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藏路26号）聚会座谈，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活动更加广泛，联系范围日益扩大，逐渐在他周围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
另一方面，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按党组织指示，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定期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一次，王绍鏊写了一篇上蒋中正的意见书，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征询大家的意见，然后在上海爱国民主人士中广泛征集签名。这篇文章也传到了马叙伦手中，他看了之后，颇有同感。经双方共同的朋友谢仁冰介绍，他与王绍鏊会面，两人从此经常往来，志趣相投，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都很一致，于是，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结合并开始协同作战。
蒋介石集团对民主运动恨之入骨。爱国民主人士也感到，在日益严酷的形势下，只靠刊物进行斗争是不够及时的，最好能占领报纸阵地，而报纸受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法的严格限制，不便刊登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激烈文字，如果能够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发表文章，就容易被报纸接受，影响也会大得多。于是，有人提议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以便长期共同战斗。
马叙伦早已感到成立组织是斗争的需要，便积极行动，进一步加强与各界爱国人士的联系和协商，定期和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柯灵等讨论建立组织事宜，拟定章程和宣言。经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意在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现上海市卢湾区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
出席成立大会，签到的有二十六人（注1）。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向大会报告了发起组织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事，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还作出了四项重要决议。在大会通过的简章中，明确规定了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大会还决定在理事会未成立之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从此，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政治组织，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马叙伦的爱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精心组织是分不开的。
注释1：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维华、胡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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