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书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镛先生。

　　这个时代的书法背景和文学一样沉重，都是在文革和文革思维的沉重压力下成长起来的。太艰难！

　　文革之后，人们对书法缺乏基本的认识。据说，书协第一次搞展览，认为谢无量的字不好，不能展出。四川书协为此要集体退出展览，才勉强让谢无量的作品展出。由此可知当时对书法认识的状态。

　　领导意志，低俗的认识起主导作用时，艺术很沉闷。

　　后来，书法风气忽旧忽新忽尔与世界接轨，纷纷纭纭。

　　王镛先生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和求本溯源的艰辛探索，实现了艺术的突围与突破。

　　王镛先生接触书画艺术早。七岁岁习字，十一岁通临《古今名人画稿》，又得京师书画耆宿教导，初中时书法篆刻就在展览中脱颖而出，十五岁自制印谱。1966年经历文革风暴，下乡内蒙古科尔沁。后来，返城考研，在李可染、梁树年教授指导下攻山水、书法、篆刻，在书画印多个领域成就卓著。

　　艺术的自觉，艺术的突破，建立在对艺术全面了解，全面把握之上。

　　古今书法，或尚帖，或尚碑，或碑帖融合。王镛先生书法则在这之上，另拓新境。

　　他在对书法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民间书法”中汲取营养，另开疆域。他说：“我注重从民间的砖文、瓦当等吸收营养。学界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民间的砖文、瓦当是古代的一些工匠制作出来的，不是高级文人的作品，属于俗的东西，不够雅，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俗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这些人搞出来的，许多俗的东西恰恰是一些大人物搞出来的。”“像秦汉的印章，我们现在文人篆刻都奉为瑰宝，学习的样板，就是那些工匠们的作品。那些东西是文人艺术家不敢弄，也弄不出来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启示。”他大胆地吸收运用砖文、瓦当上的书法，吞吐着生机勃勃的民间精神。

　　王镛《题乱山四围图》诗曰：“乱山如发向天横，秃笔皴成碍眼睛。纵使形容不堪赏，寸毫犹自系真情。”他跨越多种艺术，突破传统的阈限与世俗的好恶，以“大、拙、古、野、率”，为当代书法展示并建立了崭新的审美标准，革新了我们对艺术的看法。

　　传统的书法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王镛先生的书法呈现出的是开放的结构，他让你惊讶：书法可以这样写，可以这么痛快，可以这么自由洒脱，可以这么让人展开想象，可以这么意味无穷……

　　只有全面把握才有可能突破。他说：“把一种书体创作好，跟 ‘五体兼擅'是有内在关联的。如果局限在某一种书体里，眼界不会太宽。在眼界不宽的情况下，要想提高、突破，这本身也会产生很多问题，而且非常困难。”

　　他认为艺术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有没有创造性。如果我们重复前人的，学得很像，是一种重复或者模仿，再逼近原作或者原作者的风格面貌，他在艺术史上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地位，也没有什么价值。艺术不需要复制，复制没什么意义。

　　王镛先生激活了民间书法，打破了书法的藩篱，给书法打开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启发了创造精神与新思想的产生。

　　受王镛先生影响，出现“流行书风”“流行印风”，并成为时风。它代表了当代书法篆刻发展的方向,因为“流行书风、印风”确立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面貌，而且具有较高的质量，足以“立足当代”。正如刘熙载所说:“一代之书,无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流行书风”提出的“植根传统、立足当代、张扬个性”正是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切合了当时的审美思潮,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提法。有人试图打压“流行书风”，符合艺术规律的事情是压不住的。

　　他后来又提出“艺术书法”这一新概念。“艺术书法”强调的是书法的艺术本质，有别于“实用书法”。“艺术书法”以审美为目的，与实用无关。

　　他认为，书法不是写字，也不能理解为文学的附庸。他也反对把书法看做技艺，并指出这一观点的实质是僵化的传统论的翻版，是把技术的标准定位在前人已经确立的技术规范之上。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所以“艺术书法”最为关注的是创造力。明白了艺术的本质，才能看清楚艺术之间内在的关系。他说：“作品的风格、个性都与创造力息息相关。创造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要植根于传统。创造性，不仅表现在开拓新的审美图式上，还要表现在作品的完整性和较高的技术质量上。创造过程难免失误，但远比固守成法，模仿前人更有价值。”

　　王镛先生把“逸品”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认为有一种创造性在里面，才叫逸品，跟别人的差不多，那不叫逸品。逸品之所以放在艺术品第的前面，是由于除了具备前人的那些东西之外，还超出了一块，别人都达不到，有一种新意、创意在里面。

　　他对“雅俗共赏”有深刻的分析，他说，一个人既赞赏“雅”，又欣赏“俗”，怎么可能，只有这个人或这群人没有好恶感，才能“共赏”。艺术务必去俗，“大、拙、古、野、率”正是五味去俗良药。

　　王镛对印的研究全面而深入。他有一方印，圆形，朱文，印文是王镛拼音的开头字母。这是一方真正意义上的印。印，本质上就是印记。

　　他说：“明清诸子力追秦汉，然相去远矣。其病在求之末技而失之大美。近世弄粉调脂，以炫华丽者，天质尽失，更不可令人猝观。惟缶翁、白石二先贤，能驱寸铁以鑿顽石，凸显骨血神气，力辟混沌，直指灵的。余治印亦无他技，惟潜心求索，不惑人议，不假绳削，趁兴而已。检点心得，乃余五字，曰：大、拙、古、野、率。或问进境高下？余心向往之可矣。”了了数语，明白透彻，虽是说印，艺事艺理尽在其中。

　　王镛先生有幅隶书，写的是唐末五代时期僧人文偃的禅诗：“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尘。己灵犹不重，佛视为何人。”这是对书法、篆刻、绘画法理的最好解释。书法，不能被“法”异化，要写出生命的真意。

　　王镛先生像缶翁、白石一样，诗书画印一以贯之，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给当代书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王镛先生的书法开一代风气，影响了这个时代，引领了这个时代。

　　201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