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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民国20年
27岁)
9月l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东三省，对伯昕震动极大。他后来在《自传》中说，对亡国的忧虑，对反动政府本质的逐步认清，使自己思想发生深刻转变。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逐步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l0月，精心设计《生活》周刊第6卷第42期“国庆与国哀”特刊的版面，并增加8页影写版，使篇幅扩大到56页。该辑发表了韬奋等作者多篇抗日图存的文章，集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唤醒全国人民，主张团结一致抗日御侮。反映了广大国民的心声。这期《生活》从内容到形式都吸引了广大读者，发行量达15．5万份，创国内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11月15日，《生活》周刊社在《申报》、《新闻报》和《生活》上同时刊登《为筹款援助黑省卫国健儿紧急启事》，一时轰动全国，捐款人络绎不绝。与韬奋一起率全体同仁，夜以继日，忙于募集工作。后来韬奋回忆到：“……我们仅仅十几人的同事全体动员，收钱的收钱，记录的记录，打算盘的打算盘。大家忙得喘不过气来。十多架算盘的的答答算到深夜两三点钟，把姓名和数目赶着送到日报去登广告，第二日全张四分之一的大广告赫然显露了。”这次募捐共收到12．98万多元，由周刊社代转东北抗日前线。
本年，新设计的“顺风牌袜子”、“力果珍代乳粉”、“雪园西餐馆”、“久和厂进步袜子”、“五彩花铁罐盒”、“天鹅牌麻纱汗衫”、“华生电扇”、“关勒铭金笔”、“华通新书”、“冠生园陈皮梅”等广告共30余幅，刊载于各期《生活》周刊。
为了适应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日、英语及练习素描等。
1932年(民国21年
28岁)
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伯昕开始全力投入支援上海抗战的活动。后不仅参加“战时号外”、“抗日救亡画报”和《生活》临时增刊的选稿、编排工作，并为十九路军募集物资，用捐款在沪西设立“生活伤兵医院”。还到电车上散发号外，在编辑部轮流与同人通宵值班，守在电话机旁，答复民众关于前线战况的询问。
3月，与韬奋、戈公振等计划创办《生活日报》，并登报公开招股。在三个月内，有二千多《生活》周刊的读者认股，总额达15万元以上。因政府不予登记而夭折，全部股款及利息由银行退还入股者。
7月2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26期公布，隔期增加影写版4页，并扩版为32页，售价仍为3分。
同月，与韬奋、胡愈之一起在“《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基础上创办生活书店。本版书的自编、自印、自己出版发行由此发端。曾摹仿黄炎培先生书写的“生活”字体，续写“书店”两字，作为生活书店市招。续书与黄的书法风格一致，体现了他的书法功力。生活周刊社由华龙路环龙路口迁至环龙路环龙别业，同时脱离了中华教育职业社。
本年，针对国民党当局密令禁止邮递《生活》周刊情况，采取各种对策。对本埠订户，派出十几个人分送；外埠的依靠在交通部门工作的读者运送；或改头换面，瞒过“邮检”人员的眼睛邮寄出去。使刊物在民众中继续流传。
善于创新，锐意经营的管理才能日趋成熟，如再版畅销书籍，提高出书效率；少印、勤印，及时回笼资金；采取各种方法，发展邮购、预订户、数万元订费，成为不付利息的流动资金；对派报户实行优惠，扩大零售发行。稳固了周刊社与书店的经济基础。
设计“胜德花边”、“章华呢绒”、“正泰橡胶”等广告20余幅，刊于《生活》周刊。
1933年(民国22年29岁)
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同盟”执委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
6、7月间，为保障韬奋安全作积极准备，并预支版税和稿费作为他的出国经费。
7月初，为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月刊(傅东华主编，伯昕为发行人)、《时事问题丛刊》(胡愈之主编)部署宣传、推销等事宜，使刊物销量大增，《文学》创刊号再版五次。
8日，生活书店举行第一次社员大会，会上选举邹韬奋、徐伯昕、杜重远、王志莘和毕云程为理事，韬奋为总经理。伯昕．任经理，是生活书店的法人代表，生活版书刊的发行人。大会通过了由韬奋、伯昕和愈之商议并由愈之起草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社章》，《社章》确定书店为合作社组织，是全体职工以劳动所得，共同投资经营的文化事业机关。并规定三条原则：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集体。书店的出版方针是发扬进步文化。出版发行宗旨是“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管理这个事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理事、人事、监事委员会，由理事推选主席和总经理。这样的出版经营企业，在当时的国统区是绝无仅有的。
14日，到上海码头为被迫出国考察的韬奋送行。在韬奋出国期间，由伯昕负责店务，胡愈之、艾寒松负责编务。
8月，生活书店在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取得设字第8760号营业许可证，注册资金为国币5万元。
12月1日，生活书店由陶尔斐司路(今南昌路)迁至霞飞路（今淮海路）桃源坊。
16日，历时八年，从未脱期的《生活》周刊出版至第八卷第五十期后，被国民党政府下令查禁，罪名是“言论反动，思想偏激，诽谤党国”。
本年，国民党政府勾结法捕房，由租界法院起诉控告《文学》月刊宣传共产主义，伯昕出庭，并请史良律师协助辩护，将问题归结为未在法租界登记，以罚款了结。
将前几年出版的《读者信箱集》、《读者信箱外集》改用《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悬想》，《该走哪条路》、《迟疑不决》、《迷途的羔羊》等书名再版，受到读者注目，发行量猛增。
设计“亚浦耳电气四大出品完全国货”、“痛心灵”、“集成麦精鱼肝油”等10余幅广告刊于《生活》周刊。
1934年（民国23年
30岁）
1月，多次找胡愈之、艾寒松和毕云程等商讨，筹划创办一份继承《生活》传统和战斗精神的新刊物。
2月l0日，《新生》周刊创刊，由杜重远、艾寒松主编。本月，对《新生》发行作出部署，通知原《生活》周刊定户及批发户，说明《新生》与《生活》的关系，并寄去创刊号试阅，由于《新生》以“求实现中国民族之新生”为宗旨，继承《生活》周刊传统，深受读者欢迎，发行达l0万余份。
8月5日，在“觉林”餐馆宴请鲁迅、茅盾和黎烈文，正式商定由生活书店出版《译文》月刊。该刊名义上黄源负责编务，实际由鲁迅主编，茅盾也承担编务。
9月1日，书店迁至四马路闹市区(现福州路384弄4号)一栋三层楼房。二楼用作门市，三楼为办公用房，后又自盖四楼作为宿舍和栈房。
16日，《译文》创刊，伯昕为发行人。由伯昕积极促成的《世界知识》出版。胡愈之主编，是国内第一本专门论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刊物。抗战期间，他又大力支持该刊在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辗转出版，并一度任发行人。
20日，《太白》半月刊出版，主编陈望道，伯昕为发行人。于l935年9月5日终刊。
本年，先后制订了《特约银行免费经汇购书汇款办法》、《通讯邮购简章》、《通讯购书办法》等条例，书店的各种期刊订户和邮购户已近十万户。
生活书店出版戴伯韬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
1935年(民国24年
31岁)
1月1日，创制生活书店“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每月1、16日各登一次，在《申报》显要位置刊出。由蔡元培题词。当天在《申报》二、三版上备用半版刊出33则书刊广告。
3月16日，首创十大银行免费汇款购书业务。委托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新华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聚兴诚银行、华侨银行、大陆银行、富滇新银行等办理读者购买书刊免费汇款业务，十大银行在全国有500余处分支行。给读者提供了诸多便利，扩大了书店影响。
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l5期发表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借口“侮辱天皇”，挑衅闹事。
18日，由平心、艾寒松主编的《读书与出版》月刊创刊，伯昕为发行人，于1948年9月16日终刊。
6月初，因劳累过度，患肺病咯血，在江湾医院治疗。
22日，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压力，《新生》周刊出至第二卷第22期，被当局查封。后主编杜重远被捕入狱。伯昕支撑病体，处理《新生》善后，并操持店务。
本月，由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出版，这是一套集世界文学、中国古籍珍本精华的丛书，共12册。有1OO多位作家参加编辑，伯昕亲自担任排印装祯设计，是该丛书的发行人。
7月9日，出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月刊出版。
8月底，韬奋回国。这时生活书店已经获得很大发展。韬奋在《生活史话》中回忆他出国两年来书店的发展情况说：伯昕先生的辛勤支撑，劳怨不辞，诸位同事的同心协力，积极工作，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灿烂的一页。
9月，肺病已十分严重，在韬奋的劝说下，去浙江莫干山休养，周雨青陪同照料起居。
11月，在莫干山部署《大众生活》周刊的宣传与发行，并手书“大众生活”四个字为刊头。16日《大众生活》在上海创刊，以替代《新生》，创刊发行即达十五万份。
同月，为便利图书馆、学校及广大读者选购图书，委托平心先生编辑的《全国总书目》出版，该书搜集各种书目两万余种，引起出版界、读书界的广泛注意。
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丛书》出版。
12月，“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鲜明的立场，迅速作出反应，成为声援这个伟大运动的喉舌，刊物畅销海内外，最高销是达20万份。再创国内杂志发行新纪录。
1936年(民国25年
32岁)
2月，病体初愈，经杭州回沪。继续负责书店的经营。
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l卷第16期，因宣传抗日救国，又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刊。
3月，出席生活书店召开的理事临时会议，针对国民党当局加紧迫害进步人士的形势，商讨对策。决定伯昕留在上海，负责书店业务，韬奋、毕云程赴港分别筹办《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分店。
7日，生活书店出资创办《永生》周刊，以接替停刊的《大众生活》周刊。主编为金仲华。
5月，筹划多时的生活书店第一个分店——汉口分店成立。
6月7日，《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韬奋任社长及主编。筹备时伯昕根据他和韬奋、毕云程在理事碰头会上的决定，在沪多方斡旋，为报纸创办筹集了一笔资金。
27日，《永生》周刊出至17期，被国民党当局封闭。
同月，由张仲实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出版。这是一套辅助青年自学的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读物。每种读物三五万字，生产周期仅11天左右，使有限资金得以迅速流转。其中茅盾著的《创作准备》，由伯昕亲自登门约稿。
7月30日，出于印刷条件差，又受新闻检查、发行区域等限制，香港《生活日报》暂停发行。
8月15日，茅盾主编的80余万字的《中国的一日》由书店出版，在伯昕努力下，出版周期不到一百天。
31日，生活出版合作社召开第二次社员大会，为应付抗战前夕之紧张局面，决定由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委会联合组成11人的临时管委会主持店务。伯昕被选为委员，仍任书店经理。
8月，协助韬奋积极筹备香港《生活日报》迁沪出版事宜。由于当局不予登记，改名为《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以接替被禁的《永生》周刊。
11月23日，在常州参加妹妹徐方的婚礼。下午接上海急电，得知沈钧儒、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在沪被捕。未及吃喜酒当即赶回上海。
年底，为营救韬奋等而四处奔走，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迫害进步人士的反动本质有了更进一步认识。
本年，主持编印并参与设计的《生活日记》、《文艺日记》出版。日记印刷精致，并把预约的读者亲笔签名制成锌版，用金粉烫印在封面上。受到读者喜爱，并为收藏者珍藏。
考虑《文艺日记》每页都有高尔基、鲁迅等名人语录，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批送审，而获通过。鲁迅先生随笔《拿破仑与隋那》部分语录最初就发表在其中。出版后当局审查官发现问题，急令禁售，日记已发售完毕。代表书店出庭，就有关当局诬告书店出版的《锦绣山河》一文妨碍“敦睦邦交”指控进行驳斥，并出示了国民政府内政部注册证，上海公共租界法院只好不了了之。
1937年(民国26年
35岁)
2月，悉心筹划的生活书店第二个分店广州分店建立。
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侵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20日，王志莘等人主编的《中华公论》月刊出版。
31日，韬奋等“七君子”获释。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略上海。上海各界奋起抗日，纷纷捐款支持抗日部队抵抗日军。生活书店认购大量救国公债。
l9日，韬奋主编、伯昕为发行人的《抗战》三蜀刊在沪创刊。伯昕积极组织刊物的出版发行，并与店内职工到上海各主要马路上发行《抗战》。该刊自第七期起改名为《抵抗》，l937年12月迁至武汉出版，出版至第三期又恢复《抗战》刊名。
本月，《国民》周刊、《中华公论》、《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出版“战时联合旬刊”。
10月，战争局势日益恶化，根据韬奋“到内地去”设店的决策。积极筹划书店的撤退与疏散。将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武汉。并利用上海出版业停顿、纸张跌价的机会，作成一笔纸张生意，赚了三千块钱，又赊购了一批《申报》馆编印的“中国地图集”，运往内地出售，从而解决了书店内迁，及在后方开设分店的资金问题。
11月，创设远东图书杂志公司“作为生活书店在上海的隐蔽据点”；将书店的纸型、筒纸等重要物资运往武汉总店。要求留沪同志重视环境变化，留守为主，能应付，照常印书；资金紧可找新华银行总行行长王志莘贷款；要保持与在沪作家的联系，并保存好书店的资产等。
年底，离沪赴广州。生活书店西安、重庆、长沙分店成立。
1938年(民国27年
34岁)
1月22日，为了配合抗战，配合书店向全国发展业务的需要，生活书店总店编印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出刊。
春，由广州抵武汉。与张仲实、韬奋、金仲华住在交通路63号生活书店门市部对门的金城钢笔公司楼上。
2月，周恩来同志为在汉口生活书店总店的全体人员作“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
4月2日，与韬奋等七人发起响应朱总司令通电捐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
4日，派员专程赴穗负责由茅盾主编、广州生活书店出版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宣传、推广工作。
5、6月间，在《中央日报》、《大公报》上刊登他亲自设计的生活书店在全国的分布图广告，以期扩大书店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上半年，与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等中共领导同志时有接触，听他们作关于战局、工运、读书学习等方面的报告，常听韬奋介绍在八路军办事处了解到的解放区情况，认真学习有关的政治书籍，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
7月1日，生活书店总店改为总管理处。除编务由韬奋负责外，其他经营业务及分支店的管理均由伯昕主持。
7日，《抗战》三日刊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列，由韬奋、柳湜主编，生活书店出版、伯昕为发行人。该刊于l941年2月27日终刊。
8月l3日，全面抗战周年。在《店务通讯》2l期上撰《我店今后的工作》一文。提出了健全各部组织；建立经济基础，扩大经济来源；调整充实干部；确立出版计划，有系统地编译重要名著及各级学校的补充教材；根据需要和营妲状况整理各个营业据点；灵活运用造货中心，使各店货物能非常灵活供应等工作意见。
lO月上旬，武汉前线战况恶化，部署书店后撤事宜，并迁总管理处于重庆。
17日，与同人乘船赴渝，28日抵渝。
29日，书店总管理处举行欢迎茶话会，在会上，报告一年来书店营业情况。
月底，武汉沦陷。《全民抗战》，改为五日刊在重庆出版。
11月19日，在《店务通讯》第3l期上发表《粤汉退出后我店业务的新布置》一文。对广州、武汉沦陷后书店的业务发展作了具体布置。将书店在全国的分支店划分为粤桂、汉宜、湖南、西北、浙赣、川筑六大区划，指示“各店转移和伸展时应注意交通方便和经营自给等条件”。提出了以上海为中心，重庆、桂林作为补充的造货区域划分原则。
12月20日，在《店务通讯》第33期上撰《本版书刊怎样来印造和发行》。提出：内地造货，重庆着重于期刊，桂林着重于图书并争取开辟新的造货地点的决策。
27日。主持召开书店营业会议，对改订定价、造货、划区管理业务、分支店调整等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
本月，书店总管理处邀周恩来、徐特立同志分别做《关于抗战形势》和《读书与学习问题》的报告。
本年，中共办事处的徐冰经常约请伯昕等人谈话，给他们讲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重要政策。他在自传中说：“生活书店的工作已是党的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在为党的事业，为革命事业工作。”“我直接接受了党的领导”。
在衡阳、兰州、贵阳、南郑、六安、昆明、南昌、香港、南宁、柳州、常德、南宁、遂川、成都、宜昌、万县等地建立生活书店分支店。
1939年(民国28年
35岁)
1月31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举行茶话会，邀叶剑英演讲《当前及今后的抗战形势》。
同月，为加强对分支店的领导，按上年底营业会议决议，成立东南管理区于香港，西南管理区于桂林。
2月1日，《读书月报》创刊，胡绳任主编。伯昕为发行人。l941年在重庆终刊。
24日，生活出版合作社在重庆举行社员大会，通过了由胡愈之起草的生活出版合作社新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人事、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韬奋被推选为总经理，伯昕为理事会主席兼经理，胡愈之为编委会主席。
3月19日，在《店务通讯》40期上发表《处理检查书刊问题》一文。指导书店在当时复杂形势下，如何保存自己，减少损失的办法，提出了“方法要十分谨慎，态度要和平，意志要坚决，有理由要申说得简明而有力。要用不卑不亢的态度机动地来应付”的方针。并将当局有关书报检查的法令、条例，择要介绍，以便各店利用它们来应付检查。
26日，在《店务通讯》4l号上发表《悼何中五和陈元两同志》文。深切悼念为保护万县分店而遭日机轰炸牺牲的何中五和因积劳成疾患肺病去世的南郑分店陈元两同志。并为帮助他们的家属，带头捐款二十元。
本月，得悉重庆警备司令部奉图书审查委员会令，强行将重庆分店门市部中艾思奇所著l70余本《思想方法论》拿走，并蛮横地要把分店经理及会计带走的消息后。当即持注册证书去图书审查委员会据理力争，警方理屈穷词，只得作罢。
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举行茶话会，请博古、吴克坚同志分别作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国内外形势问题的报告。
4月8日，所撰《怎样发挥业务系统的力量》在《店务通讯》43期上发表。文章强调气要发挥业务系统的力量，必须逐级负责，要制定各种工作标准(工作量)。业务会议，会前要有充分准备量提出的方案报告要用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讨论要尽量多提供具体意见，不要只发牢骚，不想办法。通过业务会议，来提高一般同志的工作技术水平。要求主持会议的负责人必须特别注意三点：“认真检讨工作和审查工作；认识工作人员的才能和正确分配工作；客观周密地决议和严格的执行决议。”
l5日，沈志远主编《理论与现实》创刊，任发行人。l941年停刊。
在《店务通讯》44号上发表《从“自我批评”谈到“操守谨严”》，文章分析了广州三位职员违反店规事件的原因及教训。指出：“‘自我批评’是在揭露和改正本身错误中去教育自己的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要求全体员工“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有优良的工作技术，更须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1日，在孙梦旦先生的追悼会上作沉痛发言，追念孙先生为生活书店的创立、发展，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出的杰出贡献。
晚，国民党第一战区政治部、陕西省党部会同省会警察局，查封生活书店西安分店。强行没收已注册准予发售的书刊1860册及个人财物，经理周名寰被捕，并迫令停业。韬奋与伯昕获悉后，即去国民党中宣部交涉，未果。
28日，第五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韬奋、伯昕等6人为常务理事，伯昕为理事会主席、书店经理。
29日，书店总管理处请董必武同志演讲《中国工人运动之过去，现在和将来》，请戈宝权同志讲《苏联概况》和介绍苏联出版事业情形。
5月3日、4日，日机对重庆市区狂轰滥炸。动员全体职工并带头将财物安全转移。先抢运总管理处的文件帐册至学田湾安全区，继又到重庆分店搬运书籍、物资，通宵达旦，连续作战。事后，在评出的五名劳动英雄中名列第二。
上旬，成立读者顾问部，同时发行《生活推荐书》。
13日，为书店成立读者顾问部，撰《为什么成立读者顾问部》(《店务通讯》47号)。文中指出：“本店基础，是建立在广大的读者层上面的。”成立”读者顾问部”主旨“是为读者解答关于读书上生活上所发生的疑难问题。”并组织一个“推荐图书委员会”，每两个月就本店出版书籍中推荐一册或两册为“生活推荐书”，并不定期选择有价值的图书(不限于本版)介绍给读者，还拟订了“生活推荐书发行办法”。韬奋说，这“在中国可以说是创举”。
20日，在《店务通讯》48号上发表《略论流动供应问题》一文。文章认为，开展流动供应工作是为了扩大抗战宣传，建立基层读者群，以解决人民大众和广大士兵的精神饥荒问题，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文中对流动供应的具体方法及准备工作、宣传工作作了阐述。此后，浙江、安徽、广西、广东、重庆各分支店纷纷组织流动供应队到乡村、山区开展图书流动供应工作。
25日，飞抵香港。与港店同人讨论东南医各店经营管理情况，部署造货及管理系统的设置、工作安排等事宜。并着手筹划设立新加坡分店的工作。
6月，回渝。得悉当局派警察包围书店，查书店帐目，企图从中找出共产党资助的证据，以进一步迫害书店，甚为愤慨。
7月4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约韬奋与伯昕谈话，转告中宣部长叶楚伧指示，强迫生活书店与官方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组织总管理处或成立董事会，主持总的出版营业方针，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并由他们委派总编辑。并在外扬言，不合并，就全部消灭。韬奋与伯昕当即严词拒绝，坚定表示：“宁可封店，决不屈服”。
8月5日，《分支店管理上的几个原则》发表于《店务通讯》59号。文中针对生活：体店分支店大发展的形势，指出加强内部管理的必要并具体阐述了设店布局、管理等次、人员分配、经济合算、工作原则、会计处理、内部组织等原则。
12日、19日，《店务通讯》60、61号连载所撰《调整港沪的生产》一文。作者通过对港、沪、渝、桂生产成本的调查、比较、分析，认为面对内地造货成本飞速加重，而有利于抗战和普及教育的书籍又不能像其它商品一般无限制地涨价的矛盾。提出加强上海的造货，扩展香港造货能力，加强运输站建设等决策，从外部环境的选择上降低成本；同时，拟订了各种书刊的印刷周期、版面排印、封面设计、开本大小、装订校对、印数定价等具体标准，从企业内部管理上来降低成本；以求得书店业务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26日、9月9日，在《店务通讯》62、64期上撰《进货工作的检讨和改进》。文章通过对上海、香港等地出版机构、出版物的分析，提出争取进货主动地位；加强与出版界的联系；充分了解各地的需要情形等进货工作要求。
9月2日，在《店务通讯》63期上发表《今年是试行计划年》一文。作者指出，为了使书店事业能得到合理发展，对中国文化事业有更大的贡献，必须加快科学化、具体化的总体计划和具体计划。并分别就当年总的“工作计划大纲”、社务部门的“十二项具体工作纲要”、业务部门的生产、营业、总务、服务的工作大纲完成情况作了分析说明。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集体的力量来排除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下，巩固事业的基础。
9日，《半年来的生产工作》发表于《店务通讯》第64期。首先对上半年出版、营业和印造等生产工作进行回顾，提出“新书出版要迅速”，“重版书补充要灵活”、“杂志编(编辑)行(发行)要准期”的书店营业三大要点。并且对产量作了统计：出版新书63种，印数达28．15万册，总值l2.85万元；重版174种，印数65．5万册，总值24．78万元；定期刊物(包括周刊两种、半月刊四种、月刊和季刊各一种)印数77.12万册，产值7．6112万元。
16日。《改进业务的三个问题》一文发表于65期《店务通讯》。文章针对业务管理上存在问题，要求发挥个人工作效率及创造精神。提出健全组织、加强领导，管理科学化；提高个人工作效率，切实纠正自身缺点；对整个书店的工作不断提供新的意见或计划，发挥工作上的创造精神等改进措施。
本月，常务理事会通过”生活书店分店组织简则”和“分店办事细则”。
联合新出版业负责人，发表声明，响应和支持韬奋向国民党第四次参政会提出的反对图书杂志原稿审查的议案。
11月、l2月间，由韬裔与伯昕拟意，秘书执笔，在《店务通讯》上连续载文，答复书店同人有关分店业务管理、分店财务管理、住外津贴等问题。
本年，在韬奋、伯昕及全体同人努力下，新开辟屯溪、赣州、沅陵、乐山、福州、南平、湛江、赤坎、梅县、罗定、梧州、百色、桂平、郁林、新加坡等分支店，生活书店在全国的分支店达56个，工作人员达四、五百人。
利用各地方当局对审查图书杂志标准的理解与掌握不同，出版了《新政治学大纲》、《社会发展史纲》、《新生代》等一批进步书籍。并将当局不敢公开反对的宋庆龄《中国不亡论》等书送内政部批准注册出版。
1940年(民国29年
36岁)
3月20日，在渝召开社员大会，各省分支店社员用无记名选票寄重庆总管理处，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关于伯昕介绍是：“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十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人渡过了不知多少惊风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人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伯昕以127张最高票数当选总经理。
初夏，和黄洛峰、徐雪寒应周恩来同志之约，赴重庆化龙桥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向他们分析形势后，动员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派干部带资金以民间企业形式，到延安去开设书店。
6月，政治情况继续恶化，书店遭受反动当局的进一步疯狂迫害。在全国56个分支店中被封闭达44个，40多名员工被逮捕或强迫押送出境，大批出版物遭到没收，公私财产被侵吞。书店只剩下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等6个分店(另5个分店因战局关系而收歇)。生活书店进入更为艰难的时期。
7月30日，撰《再谈定价问题》发表于《店务通讯》98期。重申书店是“靠自己的收入来养活自己，”“最低限度是要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来为文化事业努力”，才能在长期抗战中支持下去的观点。同时对定价并算方法、批发及经售的折扣、廉价销售等问题作详尽说明。
8月5日，鉴于当时形势采取紧急措施。由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委会三系统合并组成第六届联席会议，由韬奋、伯昕、柳湜、张锡荣、胡耐秋、邵公文、廖庶谦等七人组成理、人、监常委会。联席会议为书店的最高领导机构，集中统一领导全店业务。
l5日，发表《今后业务的动向》一文于《店务通讯》第99期。文章认为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如何扭转书店营业亏损已成为今后巩固：8店的中心业务问题。作者既谈到书店困难的严重性，又充满信心地认为“本店的事业前途是和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的”。“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本店的事业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同时对书店的出版、营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出版上，要求多出版适合各级读者要求的书刊，但不是一味迎合，而是要提高一般的文化水准，推动大众文化。要加强中小学参考书、工具书、应用书、启蒙读物的出版等，营业上必须着重商业性，设法赚钱来发展事业。提出营业责任制；重订销货折扣；存货各店包销；严格结算办法；扩大经营文具；提高工作效率……”等八条营业改革要点。努力使书店度过困难时期。
9月，根据书店决定，将《世界知识》、《理论与现实》与生活书店分开，并对人事、资金、生产资料分配作出具体安排。执行周恩来同志对生活、新知、读书三店负责人谈话精神，派李文等人赴华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延安等地，建立华北书店。
10月15日，针对当时书店存在的现实问题，撰《集中力量经营重要据点的主要任务与愿望》(《店务通讯》第102期)。文章分析了渝、蓉、筑、滇、桂和曲江六店的情况，提出现阶段经营这些据点的中心任务为：配备好干部，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各部门协作，要求“像齿轮随着发动机那样紧密地、不断地紧张工作”，干部间“要亲如手足，互谅互让，精诚团结……”。同时要求改进各种技术工作；精密研究内部管理方法；提高对读者服务精神和工作效率。“要在千辛万苦中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和足以维持事业的基础”。并以坚强意志，创造光辉前程。
本期《店务通讯》还发表伯昕《生产工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者认为“主观的努力，能否配合客观的需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书店的“前途是起极大的决定作用的”。并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书店的出版方针、造货动向、生产技术改进作了阐述。他对951种本版书进行分析后指出，在目前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困难的状况下，要多印文艺、中级读物、工具书等畅销书；关于造货动向指出由于战局变化，要整顿渝桂造货机构，增加生产，同时物色新的造货据点。对造货技术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以提高造货质量，扩大容量，提供价廉物美的书刊。
30日，撰《关于造货技术上的几个问题》(发表《店务通讯》l04期)作者从减轻读者负担的观点出发，对书刊和版、封面、里封和版权式样作了改革，并制订了具体标准。
11月30日，撰《凋查统计工作在业务管理上的重要性》(发表于《店务通讯》第105期)。作者认为：“调查统计工作是探索和研究各种事业发展过程的最好材料，同时也是各种事业用以实现科学管理的主要工具。”文章结合书店实际情况，阐述调查统计在制订出版计划、业务管理、人事管理上的作用、方法和意义。
同月，同意沪店用“大学图书公司”名义，出版罗稷南翻译的《日本的间谍》一书。该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问谍在中国犯下的罪恶事实。发行后被敌人察觉，为避免遭受敌人迫害，及时指示将上海生活书店的据点——“远东图书杂志公司”改名为“兄弟图书公司”，以后该书仍秘密发行，很受读者欢迎。
l2月15日，在《店务通讯》第l06期上发表《书籍、杂志定价计算法》。文中分别对杂志、书籍的定价原理、方法作详细的说明，并附有详尽的图表，以便于同人参照执行。
同期《店务通讯》还发表《劳动英雄故事》一文。文章通过对劳动英雄董文椿先进事迹的总结表彰，指出：本店的事业已走上了艰苦的阶段，要发扬光大“生活精神”，就需要培养更多的像董同事那样埋头苦干，以工作为第一，以店的利益为第一，有自发、持久、战斗精神的人，来百折不挠与始终如一的坚决地负起这个责任来维持和巩固这个文化堡垒。
1941年(民国30年
37岁)
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2月7日至21日，成都、桂林、贵阳、昆明、曲江五个分店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或限期停业，只剩下了重庆分店。
15日，以生活书店总经理名，向行政院院民蒋介石呈文，“请求迅予撤消查封成都、桂林两地生活书店命令”，“以利抗战事”，并认为“生活书店为恪遵法令、努力抗战文化之正当商业机关，理应获得法律之保障”。后又呈文要求撤消查封贵阳、昆明两地生活书店的命令。
25日，韬奋愤而辞去参政员之职，出走香港，抗议当局对书店和进步文化事业的迫害。
3月，趁国民党政府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撰写《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的经过》，并散发给每个参政员。
春，根据周恩来同志意见，指示上海生活书店抽调干部去苏北根据地开办大众书店。l0月，上海方面派袁信之赴苏北，并运去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和抗战图书。
同时，根据党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全力操持国统区书店善后事宜，采取“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建立外围阵地等策略。在重庆保留重庆分店，将部分负责干部、骨干力量转移香港。把《理沦与现实》改组为学术出版社，专出有关唯物史观的理论和学术著译，投资三万元、与职教社合作，设立国讯书店；与潘序伦合作创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在桂林，与冯玉祥合资办三户图书社、三户印刷厂，利用三户图书社发行生活书店出版物；还创办学艺出版社；经营建华文具公司、西南印刷厂、建华印刷厂等。这些出版、工商企业的创建，从洽谈到人事、资金、物资的安排，都由伯昕亲自筹划经办。
4月3日、6日、l0日、13日，在《新中华报》上连续刊载《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一文。以详尽具体的事实，阐述生活书店二十个分店被封及勒令停业的经过。以及书刊被非法扣留及查禁的情形，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抗日进步文化事业的摧残迫害。
4月中旬，结束重庆总管理处工作，经桂林赴港。
4月至l1月，协助韬奋找到一位“港绅”作发行人，恢复曾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过的《大众生活》周刊；在港约请茅盾主编文艺刊物《笔谈》；同读书出版社合办了一个门市部光华书店；协助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了国讯书店港店。这些书店和刊物与新知创办的南洋书局，重版和翻印了不少进步书籍和解放区的出版物。并设法带回上海翻印，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发行。还开辟了南洋和海外地区的发行网。．因书店经济十分拮据，与在港同人一起住设备简陋的集体宿舍，带头与其它几位在外兼职同人的薪金合并在一起，充作大家的生活费。
l2月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
未久香港及上海租界沦陷。书店在港及海外出版工作被迫停止。在沪据点兄弟图书杂志公司被封，人员转入地下。
本月，在战火中，与在书店同事数年的胡耐秋相互照顾，共度危难，结为伴侣。胡耐秋，江苏丹阳人，1907年生。1930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早年从事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l936年9月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上海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所属女教师会五人小组成员，《现世界》杂志编辑。1937年4月入生活书店，历任书店编辑秘书、助理编辑、编审委员会秘书、编校科科长、人委会委员、临管会委员，l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历任宣传教育部副部长，《中国妇女》杂志社副社长，国际宣传部部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1958年任全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韬奋的流亡生活》、《蔡特金》。
在日军的刺刀下，冒险找到已隐蔽起来的韬奋、胡绳及一些文化界人士。并向中共华南局地下组织提供生活、读书、新知三店留港职工名单，使他们得以陆续撤离香港。
本年，在港经常与胡绳商量，有时直接与廖承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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