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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民国31年
38岁)
1月，与胡耐秋带领三店部分职工由港撤至东江游击区，与先期到达的韬奋、茅盾等人汇合。
2月，与韬奋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及生活书店今后工作计划。并决定由伯昕回重庆向中共汇报情况。
7月，经衡阳、桂林等地辗转抵达重庆。
8月lO日，周恩来同志约见伯昕谈话，徐冰在座。根据与韬奋在东江商定的意见，汇报了生活书店在国统区的布局，干部配备和工作发展情况，请示发展方针，谈了韬奋去向问题，并表示自己想去苏北解放区的愿望，还提出了入党要求。周恩来同志逐一作了解答。指示由书店负责派人护送韬奋去苏北根据地；要严格按一、二、三条战线原则安排书店工作，以保护自己利于战斗；对其入党要求，周恩来同志说：我们早就把你当自已的人了，可到苏北去进行入党手续，我可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谈话结束后，恩来同志亲自坐车送伯昕回民生路寓所。此次谈话，为伯昕指明了奋斗方向，一扫香港沦陷后茫然郁闷的心情，成了他终身难忘的日子。
周恩来同志指示的三条战线工作原则是指：第一线是在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的；第二线则偏重于出版理沦性书籍，和现实抵触较少，作为第一线的退路；第三线以出版工具、技术或者历史、中外文学书籍为主，采取稳重隐蔽的作法，以便保持力量。这原则在当时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党领导下的沦陷区、国统区出版机构共同遵守的原则。
中旬，落实周恩来同志指示精神，成立生活书店在渝工作人员的核心小组，成员有诸度凝、薛迪畅、孙洁人、方学武、仲秋元。并委托沈钧儒经常过问书店工作。
下旬，赴桂林安排工作。首先派书店干部冯舒之去广东梅县，负责护送韬奋去苏北根据地。同时建立了桂林工作人员核心小组，由邵公文，程浩飞、陈正为组成。加强学艺出版社工作，建立了建华印刷厂，设立了经营纸张运输的光华行。
9月，韬奋由梅县经沦陷区前往苏北根据地。
1943年(民国32年
39岁)
2月，韬奋因患脑癌，由苏北根据地秘密转送上海治疗。
8月，安排了内地工作后，与胡耐秋离开桂林，辗转衡阳、韶关、赣州、建阳到达温州。接上海来电后，急转宁波赶赴上海，与陈其襄一起负责照料、处理韬奋治疗等事宜。
9月，抵上海，去剑桥医院看望韬奋，并向他汇报周恩来同志对书店工作的指示及书店在内地的工作情况，并谈了自己到解放区去的愿望。在沪期间化名赵锡庆、徐味冰，蛰居于徐家汇郊区。
下半年，同意批准王泰雷、许觉民等将“兄弟图书公司”增资改组为“新光百货公司”。以经营百货、教育用品和发售一些文艺书籍为名，来保存生活书店的纸型、原稿，存书、档案材料等重要物资，联系留沪作家，积极准备抗战胜利后的复业工作。
见韬奋虽重病罹身，但思路仍甚清晰，建议韬奋将他从东江到苏北解放区的经历见闻写下来，韬奋欣然接受，在翌年1、2月间抱病写他最后的一本著作——《患难余生记》。
1944年(民国33年
40岁)
春，中共华中局又派徐雪寒来沪探望韬奋，并带来口信，劝伯昕留上海暂不前往苏北解放区。后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决定留沪。
3月，韬奋病重，找伯昕嘱咐后事，说他死之后，遗体希望能予解剖，或者对医学上有所贡献。他的著作由胡愈之全权处理。还郑重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最后对家属子女事逐一交代。伯昕怕他太激动，极力劝慰他要安心养病，同时默记他嘱咐的事。
7月24日，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逝世。
在敌伪统治下，伯昕等人秘密地操办韬奋丧事，用“季晋卿”假名将韬奋入殓，棺柩停放在上海殡仪馆。
7、8月间，将韬奋夫人沈粹慎等安排到徐家汇谨记路隐居，并通过地下党组织将韬奋长子邹家骅送往苏北解放区。
携韬奋遗嘱赴苏北，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报告韬奋逝世情况，并请将其遗嘱转告延安中共中央及将韬奋逝世消息转告重庆救国会和文化界。
在苏北，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由钱俊瑞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根据伯昕在沪的各种社会联系，安排他由苏北秘密返沪，以“生活书店”老板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积极开展活动。
9、10月间，为筹集“利群公司”的资金，访问了新华商业储蓄银行经理孙瑞璜、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爱国工商业者姚惠泉和会计师李文杰等人。后因时局发生变化，未办。
l1月，为避免日本宪兵队可能的追查，结束新光百货公司，人员全部疏散隐蔽。另与陈其襄接盘“美生印刷厂”改组为“通惠印书馆”。以书馆出面，向留沪的进步作家、翻译家如郑振铎、傅雷、罗稷南、董秋斯等人约稿。以千字斗米计稿酬预支作者，帮助敌伪统治下部分度日艰难的进步文化人。
1945年(民国34年
41岁)
1月，在沪筹组“新生企业公司”（后因果未办）。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在上海的复业工作。
上半年，为防止书店财产可能遭到战火的殃及，指示有关人员将在沪的纸型集中，打了二十大包，秘密运至离沪百余里的青浦县金泽镇。
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
本月，在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门市部合并，正式启用“三联书店”招牌。
8、9月间，全力投入复店工作。在中共上海地下党支持下，经张执一之手资助一百两黄金作为复店和扩大开展业务的资金。租借门市部房屋，加紧出版了一批新书和重版书，还从外地运来了一批出版物。
10月lO日，上海生活书店门市部在吕班路(现重庆南路)六号，正式复业开张。亲拟的“读者之家”挂在玻璃橱窗上，书店门口读者云集，《延安归来》、《腐蚀》等介绍解放区情况，揭露日伪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书籍，上柜即抢购一空。书店恢复后，伯昕要求以每天出版或重版一本书的速度，大量印行进步书籍。
9、10月间，委托张锡荣找利华保险公司总经理王丰年商谈，请他担任筹备中的《民主》周刊发行人。
l0月13日，为继承《生活》周刊的传统而与郑振铎等同志筹划创办的《民主》周刊出版。并用韬奋手迹“民主”两字作为周刊的刊头。郑振铎主编，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遵照中共指示，为使自己以更多的精力投入民主运动，将书店的部分经营工作交王泰雷负责。
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渝成立，被选为监事。
30日，出席在上海中国科学社举行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到会26人。由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本月，与马叙伦，周建人等61人在《民主》第12期上联名发表《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呼吁美国人民以高尚的同情和援助，制止中国内战，实现民主政治。
下半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该会的前身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宋庆龄、沈钧孺、邹韬奋等所创立。
本年，生活书店重版沈志远主编的《新中国大学丛书》，受到学术界重视和读者欢迎。
与黄洛峰(读书)、沈静芷(新知)等研究，援用三家书店在重庆联合的办法，在烟台、大连等解放区开办了三家合办的光华书店，在北平合办了朝华书店，在广州办起了兄弟图书公司等。
1946年(民国35年
42岁)
1月4日，在民进第一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任出版委员。
2月28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民进联络上海二十多个人民团体集会，决定成立上海民主运动团体联合会筹备会，被推为筹备委员。
3月17日，出席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被增选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这次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发起和参加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批准了理事会简章草案等。
5月5日，上海52个人民团体(后来发展成68个团体)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伯昕和周建人，马叙伦，王绍鏊等二十余人当选为理事。
15日，协助沈志远将原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现实》杂志在上海复刊。
本月，以“韬奋出版社”名义，出版韬奋的《患难余生记》。后来又出版了《对反民主的抗争》，收韬奋l941年发表在香港《华商报》上的论文27篇。
6月6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与马叙伦、陶行知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
22日，与沈钧儒、陶行知、艾寒松、沙千里、胡绳等五十余人参加在上海虹桥公墓举行的韬奋安葬仪式。
23日，经150多个人民团体发动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集会。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欢送马叙伦等十人赴南京请愿。伯昕以人民团体代表的身份积极参加了“6·23”行动的筹划，并参加了集会后的示威游行。
7月7日，出席在上海华府二楼召开的生活书店理、人、监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报告了2月l8日举行的一次商讨书店过去工作及今后方针的谈话会情况，汇报了书店八年的经历和办理清算资产的经过。并建议将全部资产估为五万多元，捐作韬奋图书馆的基金。胡耐秋报告了筹建韬奋图书馆的经过，准备募捐的缘起，征求签名等。
本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鉴于当时政治形势和抗战期间生活书店被反动当局摧毁殆尽的教训，考虑到联系南洋和海外读者的需要，决定派王仿子、张明西去香港设立办事处，印造进步图书和经营批发业务，将力量逐步向香港转移，使之成为较为稳固的出版发行基地。
10月，与马叙伦、郭沫若、周建人，沈钧儒、茅盾、许广平，柳亚子、史良、巴金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39人，在《民主》周刊上联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严正警告国民党政府：“人民的口是终究封锁不住的，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
30日，《民主》周刊因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共产党正确主张而被迫停刊，共出版54期，历时年余。伯昕及时地处理《民主》善后工作，安排方学武与翦伯赞合作，设立大孚出版公司，让艾寒松、丁之翔接办《新文化》半月刊。
年底，“南国出版社”成立。该出版社原为一国民党小军官创办，伯昕利用这个出版力量，请楼适夷任主编，派生活书店的陈云才任经理，出版丁《沫若译诗集》，马叙伦的《石屋余渖》，骆宾基的《萧红传》、《丁香花下》，傅雷译的法国小说《牺牲》等多种优秀进步的书籍。
本年，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逐步调整上海各书店布局。有与反动当局作正面斗争的第一线书店如“华夏书店”、“民主”周刊社。“华夏”书店以“拂晓社”、“丘引社”“知识出版社”等不同的化名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和介绍解放区情况的读物。有较为隐蔽的二线书店，如“峨嵋出版社”、“新生图书公司”以出版鲁迅著作和一般文艺读物为主。有保存力量的第三线，如“骆驼书店”、“致用书店”、“自由出版社”等。以出版工具书、参考书为主。
团结中小书店和出版社，组成上海新出版业联谊会，上海杂志界联谊会。提出“发行统一，出版分工”的口号。积极开展同业中的统战工作。在上海的书业公会改组中，使进步书店在理事会获十分之四名额，常务理事中占五分之一席位。此后，曾推动公会派人去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免除书业营业税；为新出版业中小同业争取到百分之二十的平价外汇白报纸配额等。
1947年（民国36年
43岁）
2月9日，出席民进第五次会员大会，被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延安。反动当局对革命出版事业变本加厉地施加压力。由此决定将书店领导中心迁至香港。
6月，由沪赴港，筹备香港生活书店开业。在港租皇后大警中54号一家西服店二楼铺面为港店门市部。为引起读者的注意，亲撰“生活书店”四个斗大市招，横挑于人行道上。20日书店开张后，即返沪。
7月，国统区形势急剧恶化，环境日益险恶，已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按原定计划，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及编辑出版部门全部转移香港。
8月，赴港。先住英皇道生活书店总处编辑部办公处。后又租利源东街23号二楼一个统间，作办公室、编辑部、会计部，并兼作住处。
与胡绳等着手整理、编辑《韬奋文集》。又与中华职教社合作，创办“持恒函授学校”，聘孙起孟为校长，以港澳及南洋青年为招生对象，传播进步思想。
正式参加中共党的组织生活。支部书记为邵荃麟，成员除伯昕外，还有胡绳、黄洛峰、沈静芷等。
下半年，国统区民主人士陆续转移来港。伯昕代表生活书店对沈钧儒、马叙伦、王绍鍪等许多民主人士在生活上给予照料。
与邵荃麟、胡绳、黄洛峰、沈静芷等五人，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合并工作领导小组。
与黄洛峰、沈静芷等联络新书业同行，成立新书业联谊会，每月研讨共同关心的业务问题。
协助陈建功先生筹划在九龙设立前进书局。
安排《大众文艺》月刊在港出版。
1948年(民国37年
44岁)
4月10日，《店务通讯》在港复刊，在新一号发表《“店讯”复刊的意义》。指出：“‘店讯’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民主团体里的言论机关，是有关整个店的业务的机关刊物。它是反映同仁对于业务上的意见的园地，它负有传达各业务会议中所讨论及决定的事情的任务。”它是“同人间相互研讨业务技术和教育新干部”的场所。
同期，还发表《认清目标，努力准备》一文。这是一篇指导生活书店工作的大纲。作者要求书店努力实现两大目标：促进大众文他和发扬服务精神。特别强调要“努力贡献出完全适合于工农的读物”，提出“健全组织，计划出版，培养干部，增厚资力，发展业务”工作大纲，对当前工作提出“以外版利润支持开支，以重版利润发展新书”口号，充实经济力量。再次重申了韬奋提出的“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八点“生活精神”，勉励大家努力前进！
同期还载有他继韬奋后续写的《生活史话》。从第五章壮大时期(1937年8月到1938年l0月)写起。本期载第一小节“随着抗战，转移阵地”。叙述了书店从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全体同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将书店中心转至武汉的过程。
5月l0日，在《店务通讯》新二号发表《文化工作的战斗性》，作者认为“书店不同于普通商业，书店是文化工作的一环”。书店工作的战斗性是通过出版物的内容和经营来发挥，表现出来的，出版内容要符合时代需要和人民需要，贩卖外版书要有选择，以增强进步文化力量。在经营上提出扩大发行网和团结周围力量，把有益于人民的精神力量输送到每一个穷乡僻壤。使人民进步文化压倒反动阶级的落后文化。
同期还发表了《书籍基本定价计算标准》。文中对调整书价的原因，具体规定及计算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以便同仁参照执行。
8月15日，参与筹备和组建的民进第一个地方分会——民进港九分会在九龙成立。在马叙伦、王绍鏊离港后，由伯昕具体负责民进港九分会领导工作。
10月18日，出席在香港利源东街举行的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临时股东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由徐伯昕、胡绳、黄洛峰，邵荃麟、沈静芷五人组成公司筹委会，选举徐伯昕等15人为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时选举黄洛峰为董事长、徐伯昕为总经理，沈静芷、万国钧为经理。
10月26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在港成立。同时成立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伯昕被推任总经理，黄洛峰任临时管委会主任委员。三联总店成立时，伯昕题词“三联的正式成立，是新中国人民大众文化发扬的新起点，我们要全力巩固他。”同时题词的还有胡绳、邵荃麟、黄洛峰等。
本年，遵照党的指示，精心安排书店的干部分批到解放区开展工作。
1949年(45岁)
年初，三联书店根据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开辟了香港至大连、香港至天津的运输线。在中共组织安排下，将数百名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由港护送至解放区。
3月，“三联”总管理处由香港迁至北平。
29日，乘“宝通”号商船由港抵津。随即转赴北平。
4月2日，民进决定筹建上海分会，推定徐伯昕为总部驻沪代表负责联络。
上旬，在北平与“三联”其他负责人同商“三联”系统今后业务方针机构和人事调配。
奉命参加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与祝志澄率一小队离京南下，先抵南京，参加党员大会，昕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后移驻丹阳，与华东南下大队汇合，参加接管前的整训。
本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
5月2日，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文化教育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
5月至8月，上海解放后，随军管会接管工作队，负责出版业的接管工作。接管小组有20多人组成，主要任务是，接收国民党的出版、印刷、发行机构，没收官僚资本的出版企业，建立党领导的出版、印刷、发行机构，建立新华书店，恢复三联书店，团结一些出版社，争取时间印刷教科书，进行调研工作，为有计划地改造私营出版业做准备等。
上半年，根据中共香港地下党的指示精神，和邵荃麟、周而复研究决定，由三联、群益等书店合作，赶印毛主席单行本著作。后又派吉少甫、唐泽霖秘密携带香港新民主版《新民主主义论》等七种纸型去沪，由上海三联书店安排纸张印刷。上海解放后，由上海新华书店、三联书店首批供应读者。
在上海三联书店的许觉民、范用、方学武、董顺华等人，以在香港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名义，召开小型座谈会，调查上海出版业中官僚资本情况，并以徐伯昕名义对出版业中被捕员工，发放救济款。
7月24日，在上海举行的韬奋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我们要学习韬奋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方法》的讲话。要求大家学习韬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学习他在工作中采取的群众路线及为人民服务的民主作风。此讲话发表于当日《解放日报》。
9月至10月上旬，返京参加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任大会秘书长。18日，与出席会议的代表一起，在中南海颐年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0月6日，在出版工作会议第五次大会上作《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的报告。报告分“从大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开始”，“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大部分，全面回顾了革命出版工作在国统区的艰苦的环境下，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曲折发展经过，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以指导当前的工作。
会议结束后，投入筹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工作。
9月21日至30日，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式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任其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
18日，根据10月在京部分民进常务理事、会员就新形势下关于民进的会员、理事和整个团体前途问题的决定：“总分会的理事全部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民盟”。伯昕随部分会员转入民盟，并被推举为盟中央委员兼组织委员。
12月，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编印的《店务通讯》创刊号上发表《店讯应负起指导工作的任务》一文。
本年，建议将生活书店的社员股款，捐赠给韬奋纪念馆，获多数社员同意。
1950年(46岁)
4月l5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任大会副秘书长。会议期间还被选为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和会中央组织部长。
4月24日，出席三联书店第一届全国分店经理会议。
4月26日，在民进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
5月5日，代表出版总署，在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第三次分店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5月8日，出席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国际书店联合举办的茶话会，茶话会由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主持，请苏联国际图书公司副总经理塞米金报告苏联的书刊发行工作，并对苏联版书刊在中国发行提出建议。
6月至7月，出版总署为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建立会议筹备委员会，徐伯昕被任命为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胡愈之署长，先后召开京津发行工作会议与京津出版工作会议为全国会议作准备。
7月21日，因担任公职，难以兼顾三联书店业务，致函三联临管会请求辞去三联总经理之职。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决定接受辞职请求，并对过去的劳绩致函慰问。
7月21日，根据出版总署决定，任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代总经理。
9月10日，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
9月15日至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作为会议筹委会的副秘书长，在预备会议上作筹备工作报告。
11月21日，出版署扩大署务会议决定，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
11月22日，出席新华书店第一届会计工作会议上讲话。
12月1日，出版总署决定任新华书店管委会主任委员。
l2月14日，在国际书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讲话。
1951年(47岁)
5月至9月，因多年紧张工作，积劳成疾，患脑神经衰弱，长期失眠，心脏功能衰弱及颈椎骨质增生等疾病，在大连疗养。
8月，民进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会史编辑委员会，被推为编辑委员。此次会议，因病没有出席。
9月，回京工作。
1952年(48岁)
年初，健康状况仍不佳，勉力坚持工作。
11月，因病去北戴河休养。
本年，因病辞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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