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民主》周刊
                                      王丰年
    《民主》周刊于1945年10月13日在上海创刊，1946年10月30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我有幸作为该周刊的发行人，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并从中受到教育。参加了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对我来讲，也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一、《民主》的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当时，抗战以前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急需要创办一些进步刊物。根据这种形势，知名文化界进步人士徐伯昕同志在抗战刚一结束，就回到上海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并约请郑振铎等同志筹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为了继承邹韬奋先生办《生活周刊》的传统，刊物的刊头采用邹韬奋的手迹；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便于登记，不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民主》由郑振铎出面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主要编辑人员先后由蒋天佐、郑森禹、艾寒松等担任。负责出版工作的先为张锡荣，后来由方学武等同志参与其事。
    在筹备期间，张锡荣同志受伯昕同志的委托，找我协商，嘱我当发行人。因当时我是利华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这个身份，比较不会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我出于长期对《生活周刊》的热爱，在进步同志的帮助教育下，便慨然应允。
经我筹办的事务，主要是筹集资金，办理登记手续和解决办公用房问题。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便于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同志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请到会朋友们提供稿件。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对《民主》周刊的支持。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顾问。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民主》周刊终于在1945年10月出版了它的创刊号。
二、为民主而战斗
    《民主》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五十四期，虽仅历时年余，但对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起了很大的团结群众、鼓舞群众的战斗作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前，民进的领导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柯灵、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经常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民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对时局的宣言》，就是在《民主》首先发表的。实际上《民主》成了民进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记得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谈了四十多天。这一伟大行动，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而且震动了全世界。《民主》配合中国共产党制止内战、实现和平的斗争，在《创刊词》中，公开声明：要求联合全国人民，缔造强大、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郑振铎在创刊号上著文《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强调“国民党已到了还政于民的时候，不管前途有什么绊脚石，这个时期终究要走到的”。周建人发出了《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的呼声，接着，文章指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说“法西斯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恶魔”，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生存，“不得不与胜利后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作斗争”。这些言论，像一束束的匕首，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当时，刚刚从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铁蹄下看到胜利曙光的人民，由于长期受蒋介石的所谓“正统”宣传，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针对这种情况，《民主》巧妙地向上海人民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抗战胜利中的丰功伟绩，并趁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机会，不仅从文字上作了介绍，并在该刊第二期刊登了毛主席在延安登上飞机的照片。在这一期上，借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机会，出了专辑，引用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语言，向人民揭示了蒋介石的反动老底。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周刊配合民主运动的发展，刊登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文章和报导。1946年2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就在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施复亮等民主斗士和新闻记者六十多人被打伤，造成了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在《民主》第十八期，分别发表了《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惩办暴徒与防止法西斯卷土重来》等文章，指出“陪都血案”的制造者就是国民党当局，对其假和平的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
    1946年4月，发生了“南通惨案”，《国民日报》记者孙天平被国民党特务惨害，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江边，手脚被铁链紧捆，并缚以大石，眼鼻被挖，形状极惨。《民主》第二十六期，以醒目标题，发表了《南通血案抗议》一文，指出“这是地狱里的新闻”决非“来自人间”，国民党统治区是人间地狱已经昭然。
    1946年6月，上海市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陈震中等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车到下关，请愿代表被暴徒层层围困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受重伤，这就是有名的“六·二三下关事件”。事件发生后，《民主》第三十七期出了专刊，郑振铎、周建人、罗稷南、许广平分别写了《悲愤的抗议》、《抗议暴徒殴打我们的代表》、《抗议南京暴行》、《为下关遭难代表向美国人进言》等文章，要求惩办凶手，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日甚一日，并警告美帝国主义者，赶快放下“援助”的屠刀。文章慷慨激昂，至今看来，浩然正气犹磅礴于纸上。
    “下关事件”的血迹未干，“李、闻事件”接着发生。著名的学者、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屠杀在昆明。《民主》第四十期，为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约请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写了《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等文章，指出“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鄙作风”，明确指出国民党是谋杀犯。我们唤醒人们，“不流血而实现民主，在中国是一种幻想”。他们大义凛然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也没有一个怕死的”，表示了在法西斯恐怖下，“留得丹心照汗青”的决心。
    1946年秋，国民党假谈真打，在“和谈”中，只谈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而不改组行政院，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几个空头委员，行“一党专政”之实。马叙伦针对国民党的骗局，在《民主》第五十期发表了《拖垮了国家，骗惯了人民》一文，说国民党违反政协（旧政协）协议的丑行，实为“滑天下之大稽！”文章继续写道，国民党搞－党专政，却“还要共产党开送国大代表名单”，“骗得鱼儿上钩”，“就是可以向人民作一个交代，表示了我是容纳异党的”，“这样一举两得，一面骗共产党，一面骗人民”，这样“国家被拖垮了”。文章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大家努力来从独裁者手里，把被拖垮了的国家救起来。”1946年10月，全面分裂之势业已形成。吴晗同志为此撰文，愤慨地说：“无声的中国被造成了。”
    《民主》刊登的这些战斗檄文，深深教育和感动了我。那时，编辑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郑振铎、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罗稷南等编委出席，我也常被邀参加。这样的会议上，他们提出的斗争策略和真知灼见，使我这个混迹工商业群中的二十五岁青年，增长了知识，更倍增了斗争的勇气。
三、从迫害到停刊
    《民主》创刊号发行的第二天，我就接到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传票，责问我“为什么原稿不送检而径自发表”。事先，我了解到社会局根本没有人检查稿件，所谓“发稿前送检”，不过虚张声势。我就根据他们的弱点和颁布的政策法令，据理力争，取得了刊物出版后送检的协议。但各种刁难仍不断发生。先是由警察、特务在报摊上没收刊物，继而印好的刊物，整车被警察局扣留。我这个发行人，不得不硬着头皮，奔走在警察局这些衙门之间。
    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徐伯昕同志给了我勇气。大约在李公朴、闻一多烈士被暗杀以后，因《民主》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国民党特务的黑手也伸向了《民主》，我自己也碰到了敲诈和恐吓。利华保险公司有个老服务员，素日与我交谊甚笃，他的儿子在老闸分局特高课当探员。有一天，他冒着风险，跑来告诉我，说他的儿子看到一张共产党嫌疑分子名单，列了我的名字，这对我是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徐伯昕同志约我到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家里面谈，鼓励我严守岗位，并谈及斗争策略。徐伯昕同志说，你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奈何不得，只要自己不乱说，就是捉进去了，我们也会设法营救的。他的亲切谈话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没有退缩，而且机智灵活地闯过了一个个难关。
    《民主》虽然闯过一个个难关，但因其反内战、争民主的言论为国民党所不容，迫害步步加紧。1946年秋，因周刊对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宣布召开伪国大的倒行逆施进行抨击，被“明令查禁”，第五十期发行中被抢走三千七百多份。但是，这个十六开本、每期十八页的阴文套色的刊物，已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国民党不让发行，报贩非常支持我们，编辑冒着风险，出版了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出版后送往报摊，上海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各报摊没收，有的报贩受警告，有的被捕，报贩同业公会也收到不许贩卖的禁令。在这种严重打击下，编委会作出决定，把五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