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鏊与民进
                                      林芷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如何建国和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被日本侵略者蹂躏了八年的破碎家园。王绍鏊对蒋介石是早有认识，他始终认为，蒋介石一上台，国家民族就要遭殃，人民就要重陷水火。果然，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声刚停，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炮声又响了。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坚决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和卖国的政策，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并为之努力不懈。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双方斗争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了新的革命阶段。
    当时在上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逐步掀起。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纷纷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大批进步刊物和杂志也相继创办，为了团结分散的进步力量，扩大反蒋斗争的规模与范围，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
    还在抗战时期，他就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加强了和三部分人士的交往联系，一是邻居，住合群坊19号的张纪元以及附近的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人，因为彼此住处靠近，又意气相投，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聚谈；二是潘子欣、曹鸿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人，他们都为人刚直，准备利用帮会关系分化和打击杜月笙的地方流氓势力，他们每三两天聚会一次；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几位老先生，每周在蔡家聚会。王绍鏊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并有意识地帮助他们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写文章提出了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把一切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能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统一定是必然结果。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马夷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谢仁冰直言以告，马夷老立即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马叙伦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民主斗士。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而积极奔走。在北大任教和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期间，曾积极支持五四青年运动和其他学生运动，带头参加北平学生和教师抗议段祺瑞、徐世昌政权的斗争。在1921年的“六·三”事件中，马夷老曾遭徐世昌政权派遣的军警重殴，头部受伤。抗战期间他蛰居上海，更名邹华孙（其母家姓邹，华孙即中华民族之子孙）。其时汉奸陈公博以金钱相诱，马夷老虽家徒四壁，生活贫困，但坚不为所动，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他目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起而投身于方兴未艾的爱国民主运动之中，经常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弊政，抨击蒋介石的罪行，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一位民主战士。马叙伦、王绍鏊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佩服对方的胆识和胸怀。王绍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欺骗性和危害，使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名。从此两人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当时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朋友，如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唐弢、徐伯昕、李平心、严景耀、傅雷、蒋天佐等。他们或是进步刊物的经营发行者，或是主要撰稿者，他们也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于是就由王、马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及八仙桥青年会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不久，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都觉得志同道合的同志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林汉达被选为常务理事，并通过了以王绍鏊的意见书为蓝本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严厉驳斥了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此期间，王绍鏊还积极参与了其他进步社团的活动和部分领导工作，他和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一起筹建了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并担任民盟上海支部主任职务。他和职教社、救国会以及进步学生团体组织有密切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他还常应行业工会的邀请前去向工人店员作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讲演和宣传。为了进一步扩大反蒋联合统一战线，地下党组织决定推动各进步团体实行大联合，王绍鏊为此不遗余力到处奔走，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46年5月5日，包括民进在内的上海各界52个人民团体（后来扩展到68个团体，40余万群众）宣布实行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人团联选举了29人组成理事会，王绍鏊当选为理事。
    那时像民进这样的团体组织都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经常是在茶楼或私人住宅进行，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为了能有会员的活动场所，王绍鏊和张纪元、林汉达等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创办了一所民本中学，由王绍鏊担任校长，周建人、林汉达、王绍鏊、许广平、冯少山、曹鸿翥、梅达君、沈强等为校董会董事。该校教员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学生也都是有志青年，其中不少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民本中学的创办不仅为民进组织解决了活动场所，为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同时还成了培养民主运动干部人材的学校，为上海的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
（本文选自《王绍鏊传略》，见《王绍鏊纪念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