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背景——走出象牙塔——组成请愿团
——在北火车站——途中的斗争——下关的暴行
——被打伤之后——全国轰动了——会见蒋、马、宋
——由南京返沪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和南京，是一个寻常的、晴朗的夏日，但是，在我迄今为止的七十七年的生活中，却是一个难以忘怀、激动人心的日子。这一天，在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阴影笼罩下，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组织，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市人民团体代表团（共九个代表，当天成行的有八个代表，另有学生代表二人），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和平。我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上海北火车站，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一起，隆重欢送代表团赴京请愿，使我深受感动。当天我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阻挠和毒打，我也被打伤。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晚，正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亲自赶到医院慰问我们；不久，毛泽东、朱德同志又发来电报表示慰问；全国人民的同情都投向我们，全国的进步舆论都声援我们。从这一天起，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了，我同人民群众靠得更近了，我的心跟着党的心一齐跳动。这一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但是，许多当初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有时就像“过电影”一样。今天，参加请愿的九位代表中，马叙伦、蒉延芳、包达三、张絅伯，盛丕华、阎宝航、吴耀宗七位同志已经作古，幸存者只有胡厥文同志和我。胡老已经九十岁出头，而且他因事当天未能成行，没有碰上“下关事件”，因此，我这个相对来讲的“年轻人”、事件全过程的参加者，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这一段史料回忆、整理出来，并就教于各位知情的同志。

                             历史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急急忙忙跑下峨眉山，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他大搞反革命两手：一面玩弄和谈阴谋，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一面依仗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支持，调兵遣将，蓄意发动内战，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吞掉。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一个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人民运动。两股势力进行着激烈的搏斗。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时成立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会上通过了决议，发布了停战令。但旧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集团就悍然调动了上百万的大军向解放区进攻。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眼看内战即将全面爆发。到这年的六月，蒋介石集团由于在军事上连遭挫折，需要喘息时间作全面准备，部署新的进攻，于是又提出自六月六日起，在东北战场上停战十五天。到六月二十一日，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又宣布将东北停战令延期八天，到六月三十日为止。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制止内战危机，派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谈。美国政府则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调解”。
    这次停战和谈，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人民十分关心。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一方面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打算，一方面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六月上旬，先由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要求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与此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团员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名复函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支持反对内战。全文如下：
夷初、行知诸先生大鉴：
     顷奉惠函，并承示上蒋主席书。雒诵回环，弥觉辞危而情苦，感人至深，曷胜钦仰。窃以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苦，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依然恃美国武器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之内战。设使此辈得逞，则域内势成糜烂。是以敝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唯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才有途径可循。谈判以来，即坚持此旨。以此之故，卒在广大人民之呼吁与马歇尔将军努力之下，获得东北停战十五日之结果。姑不问国民党当局于此诚意若何，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俾使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得以顺利实行，斯为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惟前途困难正多，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义。时迫事急，临颖不尽。除遵嘱将函转陈毛泽东同志外，专此肃复。顺致
      时绥
         周恩来 董必武 陆定一 邓颖超  敬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地下党决定酝酿组织一个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去南京请愿，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战争的狰狞面目，在政治上给敌人一个打击，以配合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和谈斗争。
走出象牙塔
    我是一个受西方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能参加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亲身受到“下关事件”的战斗洗礼，主要是受爱国主义和正义感的驱动，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一九三一年，我二十六岁时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我学的是社会学。我曾天真地认为：中国又贫又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可是学成回国后，我不禁为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感到震惊。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呢？我接受了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聘任从事教学工作，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但我眼看着不合理的社会却束手无策。回国后仅仅两个星期，“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蒋介石集团采取不抵抗主义，使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军得寸进尺，第二年又进攻我国驻在淞沪的十九路军，爆发了“一二八”抗战。日军入侵，国土沦丧，同胞被杀，全国人民无不热血沸腾，怒火满腔。我和郑振铎、顾颉刚、高君珊、马鉴等教授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为前方将士做棉衣、棉手套，送往东北，送往古北口，送往上海十九路军。但是，蒋介石政府却采取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装备精良的部队调去“围剿”红军，忙于打内战而对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我国的东北三省、热河（现河北北部）和河北东北部（冀东二十二县）的大片土地囊括而去。从北平沿铁路线，经天津、唐山直到山海关，驻扎着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欺压、奴役中国人民。而蒋介石政府却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发布了一个“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不许人民爱国。我们气愤之极，感到要做亡国奴的危险，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正当我愤怒、迷惘、困惑的时候，一九三五年的冬天，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朝气感染了我，激励了我，把我卷入了群众游行的队伍。我走在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中，从海淀经西直门走到西便门，亲眼看到学生们用大木头撞开城门，看到学生们冲破全副武装军警的防线胜利前进。我佩服学生的勇敢爱国行动，我将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爱国青年。后来，我从爱国青年中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担起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内心十分敬佩。我开始认识中共是爱国抗日的，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封锁和歪曲宣传，我尚不了解中共的组织和目标。
    一九三八年初，我毅然离开燕京大学的教学岗位，走出了象牙之塔，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主要是组织和训练妇女参加抗战；在江西时，我同许多爱国青年合作共事，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通过他们，我能看到进步的书报杂志。我的视野开阔了，政治觉悟提高了。在这同时，我还接触到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他们给了我许多教益。记得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庐山全国妇女座谈会上，我有幸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在会上侃侃而谈，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使我非常钦佩。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我和办事处主任陈少敏时有来往，得到她不少帮助。我在南昌某女子中学里还听过一次陈毅同志作的关于游击战的报告，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战斗精神敬仰不已。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到前方视察，路过吉安，我幸蒙接见。记得他谈到了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的道理，透彻地分析了形势，得出了抗战必胜的结论，使我心明眼亮。我认识到中共真正实行全民抗战的路线，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无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这样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再加上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更增加了我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后来，由于政治形势不容许我在江西继续工作，我转到沦陷区的上海教书。敌人的凶残、汉奸的无耻、人民的苦难、亡国的危险，使我忧心如焚。这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组织了两个“聚餐会”：一个是“星二聚餐会”，参加者多为文化界人士；一个是“星五聚餐会”，参加者多为工商界人士。“星二聚餐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萧老板家中举行，每人每次交一元聚餐费。会上，由地下党组织人报告战况，分析国内外形势，有时还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个聚餐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