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底，蒋介石国民党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内战全面升级，战火与硝烟开始重伴中国。
    形势所迫，作为游离于针锋相对的国共之外，并曾以第三方面形象出现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面对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的现实。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在国共之间的炮火中，是有所倾向呢？还是寻一条其他的出路？手无寸铁的各民主党派，自然没有枪炮可拿，在国共间的战场上厮杀出另一条路，他们所能用的也无非依旧是他们的口与笔。于是，在口诛笔伐之际，各民主党派经历了两次关于“中间路线”的大讨论。

                              一
    “中间路线”大讨论的缘起，也就是第一次大讨论的缘起，是由于1946年12月2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提出，在目前局势下，“第三方面的立场‘没有中立，只有是非’”。以此为开端，作为评判第三方面的各民主党派的立场为中心话题，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言论，各陈己见。
    12月24日，《文汇报》发表民建会常务理事施复亮的文章《中立、调和与中间派》，首先对先前《文汇报》发表的社论进行回复。文章认为国共两党都离开了政协路线，内战才会爆发。在谁也无法消灭对方的前提下，只有“以拥护政协决议为当前的最高任务”，即坚持以政协决议为准绳的“中间路线”，才能挽救时局。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1947年3月14日，施复亮又在新创刊的《时与文》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他提出，政协的路线在本质上是一种“中间性的或中间派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就是要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实现的方式则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但可惜的是，这条中间路线被国共双方“一致抛开”，其责任应该全在国民党，因为是国民党“逼迫共产党采取革命的政治路线。”如果国民党还一意孤行，其结果也会使“中间阶层的群众逐渐走向革命的政治路线”。这样一来，“中共革命的成功”是必然的了。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避免内战的继续进行，我们应该回到“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上来，因为只有它才是唯一“正确而且可能的道路”。为此，他希望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团结起来结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以造成国共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
    施复亮两篇文章的发表在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中产生较大的反响，因为它首先提出了一个各民主党派的定位和价值取向问题，即各民主党派是国共外的第三方面力量，各民主党派走的路应该是有别于现在国共之外的路。许多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纷纷就此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
    首先对施复亮作出反应的是民进常务理事马叙伦。他在发表的《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营》一文中与施复亮进行了商榷。他指出，所谓的 “第三方面”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政协会议上民盟是与共产党“站在一条线上”和国民党交战的。而所谓第三方面的由来是由青年党、民社党等以“媒人团的姿态”在舆论上“渲染”出来的，只可惜就连这个自称的“第三方面”也被国民党“拆散”了。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只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民众两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再有第三方面，就是帮反民主的忙”，“我们不愿意再有这种事实出现，而且不愿意在民主斗争里再听到这个名词”。最后，马叙伦强调说，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已经“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们要“不惜用流血的代价”把民主“争取过来”；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已经到了挺进的阶段，我们只怕不能结合起来和反民主的作‘殊死战’，却不怕没有武力。武力不是专指枪炮的，我们赤手空拳的奋斗到了相当的程度，枪炮自会送到我们手里来的”。
    接着马叙伦表态的是民进中央理事会理事李平心。他接连两天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长文《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兼与施复亮先生商榷“中间派的政治路线”问题》。文章指出，施复亮先生以“菩萨心肠来看政局”，提出了“第三方面”和“中间路线”的称谓，这是和“现实形势不尽相符”的。很容易被利用了“蒙混大众”。在今天中国的时局下，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因为：其一，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占”与“独裁”，中间阶级的出路只有和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其二，国际帝国主义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斗争“影响着国内政治分野”。其三，国民党以武力压制没有武力的各民主党派，这使他们除了坚决斗争，别无选择。其四，有近20年惨痛教训的广大群众不会去追求所谓的中间政治思想，知识分子更应该鄙弃反人民的思想，接受前进的思想学说。其五，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讲，中间力量只有在不断进步当中才能自强不息。否则，它非但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而且也会连生存的根据也将失去。其六，国共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反映了广大社会力量的对垒，让他们放弃各自的路线，接受或迁就中间路线，是不可能的。总之，“中间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极易模糊群众的政治路线，教大家更迷惘，更困惑，并易于限制彷徨分子的进步的可能性；适足以涣散民主力量，使第三方面由歧途而走向孤立”。在民主与反民主对垒的今天，“第三方面民主党派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他们只是民主运动中的一个特种兵团，但他决不是两战线之际中间路线的开辟者”。
    在马叙伦、李平心反驳了施复亮的“中间路线”后，持“中间路线”认识的人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言论冲锋。
    张东荪首先对施复亮进行了声援。他在3、4月份先后发表了《和平何以会死了》、《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及《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等3篇文章。他说，和平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今天中间派的责任就在于用“联合政府”的方针把“他们中间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统一并由团结得到统一”。
    4月11日和13日，施复亮分别发表《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兼答平心先生》。他强调，“我们所说的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路线就是这样的一条‘中间路线’，在今天中国，也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真正的民主的路线”。我们今天一再强调加强中间阶级的力量，是为了“跟左翼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共同阻遏右翼的反动的政治力量”，为了不影响在民主运动中的亲密合作，“中间派处在左右之间，亦即是处在前后之间，自然应该面向前头，背向后头，即应当向着前进的道路走的”。中间派的向前的路是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相反的”，而与工人农民的革命路线是“相近的”，甚至“完全相同”，只是方法不同，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就算是在最后，“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正是国民党逼迫的，在国民党的绝对政权下，即使共产党交出军队，也只能加强“绝对政权”的地位，决不是什么真正的“军队国家化”。可以看出，与最初的言论相比较，施复亮已经部分地接受了来自批评者的意见。明确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施复亮修正后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反对“中间路线”者的完全认同。5月2日，民建的伍丹戈发表文章再次反驳了施复亮的两个观点：其一，中间路线“是在民主阵营以内的提法”；其二，在任何情形下，都非反对内战不可的观点。伍丹戈讲，民主阵营中只有一个方面，一条路线，中国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中间路线的存在，果真有的话，它也是走不通的路。对于内战问题，更应该认清“当前的内战是反动派的统治集团为了完成它的扑灭民主运动的计划而发动的，并不是左翼党派为了要实现民主而产生的。假定左翼党派在这时候，仍然希望要走和平的路，那只有一个结果，放弃争取民主的任务，束手就擒，使反动派兵不血刃地和平完成他们的反民主工作”。
    接着，苏平也发表文章反驳施复亮一再提出的“政协路线是中间路线”的观点。他讲，政协路线不是改良路线，而是一个不流血的和平革命的政治路线。因为，“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果这五大政协决议能做到认真贯彻，丝毫不打折扣，即可达到用和平渐进的方式转移政权，这就是：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党独裁的买办官僚政权最后被清算，而代之以各党派各阶层联合参政的民主政权（从中央以至地方，从上层以至下层），到那时，政权的本质完全变了（由反动到进步，由反人民到代表人民），通过这个政权，就有可能以渐进的方式，不流血（实际上这是过去流了千千万万人的血的结果）而完成中国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一和平方式，不仅是中间阶层争取，就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内也要争取”。但是，是国民党破坏了它，撕毁了它。今天，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实现的方法，即由以和平方式转变为武装斗争方式，因此，对于中共的武装斗争，中间派应该予以同情和支持，而非所有内战双方都一概反对。
时至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各民主党派的压迫和打击。10月份，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至此，这项持续半年之久的大讨论无法也不能进行下去——残酷的事实与讨论的结局都已经证明了所谓“中间路线”的失败。
    各民主党派内部对中间路线问题的第一阶段的讨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首先，通过讨论，使各民主党派人士充分认识到所谓“第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