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之江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务长林汉达先生100周年诞辰。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民进领导成员的身份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参与政府组织法的起草，并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是。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林老是民进的发起人之一，历任民进中央常委、副主席，民进北京分会第一届理事会主任理事，民进中央组织部第一任部长，为民进的创建、发展和民进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组织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林老著作等身，桃李众多，道德文章堪称一代师表。他坚持正义，追求真理，求实务真，勇于开拓，学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特别是他一贯身体力行地真心实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品质，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缅怀林老，就是要学习和继承林老的这一精神。

                             一
    林汉达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是英勇的民主斗士。
    林老1924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后，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曾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活动，营救过被捕学生。当时主持校政的牧师认为他失去了对宗教的热忱，背叛了教义，将他解聘。被四明中学解聘后，由于他曾在世界书局发起的各地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获得第一名，世界书局聘任他为英语编辑。在世界书局工作期间，他同情革命，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共产党员，并在经济上支援过地下党。原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年轻时化名小段，长期住在他家进行革命工作。1937年到1939年，林汉达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给各大学学生演讲不下50次，大声疾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还经常参加美国共产党的支部学习会。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之江大学复课，林老以教务长身份引导师生密切关注现时政治斗争，他要求全校师生，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的浪潮中去。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慷慨直言，只有民主的政治，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停止内战，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只埋头学习，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名义来“调停中国内战”。飞机刚在上海着陆，上海四千多名大中学生用欢迎和请愿的形式举行一次和平示威，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的意志。林老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帮助审阅修改了学生代表用英文写的递交马歇尔的请愿信。
    1945年12月下旬，林老和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郑振铎等文教界爱国民主人士61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向美国人民呼吁：“让我们停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
    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重要历史关头，为推进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林老和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等同志，于1945年12月30日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林老当选为理事，不久又被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四千多群众在玉佛寺公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于再烈士。大会由马叙伦先生主持，许广平、林汉达先生相继发表演说，林老大声疾呼：“于再先生虽然死了，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里。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民主的新中国必定成功。”这次公祭大会，是民进成立后第一次公开活动，大会激励了许多青年奋起爱国之心。
    学联、妇联、小教联、中等教育研究会和许多职业团体相继成立后，林老和马叙伦、王绍鏊等民进领导人就与他们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
    上海六业联市联谊会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有2500多名会员。1946年3月，地下党从联市联谊会的干部中，向王绍鏊先生介绍8位同志加入民进（其中6人是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4月上旬，联市联谊会邀请民进领导同志在中华路67号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做报告。那天晚上，数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继王绍鏊、周建人同志讲话之后，群众以热烈的掌声请林老讲话。林老站起来说，我是哲学博士，想送大家三句话：一是“溪水不逆流”，二是“一束筷子折不断”；三是“棉纱线拉倒石牌楼”。他简要明确地解释说：现在有人要打内战，搞独裁，这是逆流而行，大家应当起来反对；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好比一双筷子容易折断，如果把几百人几千人变成一束筷子，就不容易被折断了；一条棉纱线一拉就断，无数条棉纱线拧成一条又粗又结实的绳子，就可以拉倒石牌楼。总的意思是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坚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
    为了在更大规模上唤起和动员群众，实现各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 1946年5月5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开始时52个社会团体参加，后来发展到91个社会团体）。林老当选为理事，随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发动群众工作。
    解放前，民进不仅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的支持和指导，而且还得到当时中共代表团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中记载：“6月18日，董必武同马叙伦、郭沫若、林汉达等会晤，决定以各种方式制止内战。”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三百多个团体、单位，十万群众热烈欢送马叙伦为团长的人民团体的代表们赴京请愿，规模空前，声势浩大。欢送大会的执行主席由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组成。林老发表了简短有力的演说：“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去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目的不可”。随后，在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使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高潮。
    “六·二三”事件后，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林老的迫害变本加厉。他被密令通缉，在中共地下党的关怀和安排下，林老偕大女儿于1946年8月31日夜间，秘密乘帆船到山东莱阳，随后又转赴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在大连，他继续向各界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潜伏在大连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行刺，但未能得逞。中共中央东北局考虑到他的安全，派人护送他到哈尔滨。1947年秋，又任命他为辽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辽北学院副院长。在短短的一年中他深入到洮安、洮南、双辽、通辽、清库、新立屯、阜新、海州、海龙、法库等十几个县的村子，亲自作调查、研究，开展扫盲教育，还亲自编辑出版了一本《两用词典》。当时的辽北省委书记陶铸对他评价很高：“汉达同志具有勤奋学习、诲人不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热情负责、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同时，汉达同志还具有敢想敢干，不怕困难；雷厉风行，一丝不苟；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段话，概括了林老当时的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林老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1950年以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52年任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任教育部副部长，主管扫盲工作和工农业余教育工作。
 
                                    二
    林汉达先生是一位敢于向传统教育挑战、矢志不渝地为普及教育而献身的革命教育家。1900年，他出生在浙江镇海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勤奋学习，读了小学、中学。1924年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后，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1928年秋至1937年夏，任上海世界书局英语编辑、编辑主任和出版部部长。他先后编辑了《标准初中英语课本》和《标准高中英语课本》（各三册），为许多学校所采用，以致引起林语堂的嫉妒，两人打了半年官司，引起学术界公愤，证明林老的著作有独创性，结果林汉达胜诉。世界书局还把胜诉判决书刊登在再版书的扉页，在出版界轰动一时。
    1937年，林汉达先生已经37岁了，考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院，专攻民众教育，1939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和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1939年夏，他谢绝美国高薪聘他留美工作，毅然回国担任之江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太平洋战争以后，之江大学内迁，林老和其他一些留沪教授创办了华东大学，他任教育学院院长。该校主要招收在职小学教师，下午、晚上上课。当时，林老非常热心社会民众教育，常在讲课时谈改革中国文字、扫盲和普及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宣传他正在研究的新文字，时而也谈及抗日前途、唤起民众等问题，很受大家欢迎。1941年他出版了《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可以说是反映他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代表作，也是他剌向旧教育制度的一把锋利的匕首。他在书中指出：“中国教育要振兴，除了社会和科学的条件，一定要改革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一套教育陈规：一种是照本宣科，教师只是把自己当学生时获得的知识照样传授给学生；一种是模式僵化，教育与受教育者都丧失了自己的活力。”“独裁制度的国家不但教育有一定的方针，学程的组织、书籍的内容、教法的实施、课程的内容，都按照政府规定的去办理，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