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报国的学界泰斗——史念海
                                     郑  焰
   30年代初，在“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中，日寇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踏入了东三省辽阔的土地。国土沦陷，中华民族处在危急的时刻，这一痛苦的事实激发了无数热血青年的爱国热忱。正在北京辅仁大学专攻历史的史念海更是心潮起伏，难以平抑。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决心奋发图强，用所学之长报效祖国。怀着“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的满腔激情，年轻的史念海参加了一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创立的禹贡学会，深得顾先生的识拔。并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与他合作撰写了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的历史地理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旨在向国人昭示祖国的大好河山，以激励人民救亡图存，“光复旧土，还我河山”。从此，史念海先生走上了治学报国之路，将自己与祖国的历史、大好河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勤奋求索的学术权威
    追随顾颉刚先生走上历史地理学之路的史念海先生，一直将恩师赠与的诤言牢记于心：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才有事业可言。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史念海先生正是以此为座右铭，在历史地理学的领域内勤奋求索，以博学勤勉的学者形象屹立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前沿。
    30年代至40年代初，他担任了禹贡学会编辑、西北文化学社编辑、国立编译馆副编审等职，并协助顾颉刚先生编辑《文史杂志》，发表了《秦汉时代国内的交通线》、《娄敬和汉朝的建都》、《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等文，开始了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初步尝试。1944年出版的《中国的运河》一书，是这一阶段史念海先生在传统沿革地理学基础上，探索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途径的代表作。
    50年代，史念海先生结合教学编著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最早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地理的变迁，被国家教委列为重要教材。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史念海先生主要研究历史经济地理问题，主要论文结集为《河山集》（第一卷），这是我国第一部历史经济地理文集。70年代，他参加了《陕西军事历史地理》一书的编撰，同时开辟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工作，运用并发展了野外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探明历史时期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演变的真相。其成果结集为《河山集》（第二卷），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集。以后又出版了《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为制定黄土高原经济开发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据。80年代，史念海先生率先研究历史文化地理问题，撰写了《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溯源》、《由地理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等文。随后又撰写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等文章，首次全面论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问题。而《游城南记》校注工作，则采用以实际地理状况校证历史古籍的办法整理古籍，为整理历史地理文献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在《中国古都学刍议》、《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等文中，史念海先生倡导建立了中国古都学。为指导各地地方志编纂工作，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结集为《方志刍议》一书。他撰写的《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对我国地名学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纵观史念海先生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涉猎广博、著述甚丰的学者勤勉的身影，更看到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轨迹。集其毕生心血成就的200余万字的浩瀚巨著——《河山集》1～5卷，做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扛鼎之作，获得了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历史卷类一等奖，堪称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内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进一步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他在该领域内一言九鼎的权威地位。史念海先生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与侯仁之、谭其骧两位教授齐名，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人物。
为世所用的治学之道
    在常人看来，历史与现代社会总是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史念海先生对此有独特的看法：“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现代，不是为了古代。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的借鉴。一个学科要为世所用，如果不用于世，那它就无法存在。我研究历史地理学就是要为世所用，古为今用。”他曾在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办刊前言中说：“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学，研究者难免重视往古而忽略当前。了解过去诚然有一定意义，未可厚非，而无助于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就不易发挥这门学科应该起到的作用。历史地理学能够成为一门现代的科学，其中一个因素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当前国家建设有不少地方正需要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效力，这是不容漠然置之的。事实上一门学科如果不为世所用，也是难以长期存在下去的。”他还在《发挥中国历史地理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中更有力地阐述了“经世致用”的观点：“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躬逢其盛，对当前的建设添砖加瓦，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历史地理学做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长期以来，它都做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被列入历史学范畴。但史念海先生却主张将其列入地理学范畴。这种创新说法就将历史地理学列入现代科学之中，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人为活动与环境变迁的辩证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确认历史地理学不仅应是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如实的“复原”，而且要进一步探索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为活动的关系，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这一主张，与史念海先生极力倡导的历史地理学要为世所用，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宗旨契合。
多年来，史念海先生一直遵循着“为世所用”的治学之道，不断使自己的学术研究适应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将自己的满腔心血倾注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之中，倾注于致力于探索国家富强之道的宏业中去。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史念海先生生长于斯，也扎根于斯。对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的研究，他用力甚深。他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该地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历史人文地理；同时研究了森林、植被、河流、湖泊、侵蚀等自然地理；研究了人文现象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撰写了大量著述，详细论述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黄河下游的堆积，以及由于黄河变迁所引起的自然环境和城乡变化、兴废。对于黄河治理这一重大问题，史念海先生潜心研究了这一地区近2000年降水情况及沟壑形成的时间等，认为黄土高原的现状，是历史上森林、草原遭到破坏的结果。对待水患加高堤堰只是应急措施，从根本上讲治理黄河不能就河论河，要治本还是要植树造林，种草放牧。要恢复昔日的地理景观，必须植树种草，达到治沟、治水的目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改造、治理黄土高原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受到中科院、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针对西安市用水紧张的问题，史念海先生特地撰写了《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的论文。指出，历史上“八水绕长安”，证明西安并不缺水。缺水的根本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被破坏。他从这些河流历史变迁的角度指出促成西安缺水的原因与气候和地质无关，而是秦岭山中森林的破坏。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茂密的森林可以使河流保持一定的流量。秦岭山中森林的破坏虽不自今日起，但是破坏直至今天仍在继续。他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培育森林、涵养水源，是解决西安用水的根本。他的论文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陕西省林业厅为此专门成立了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当时的林业部从该年起每年给西安增拨200万元专款在秦岭培育森林，规定45度的山坡都要栽种树木。这一措施目前已初见成效。
                     恪守严谨的治学态度
    中国历史地理学，向来以考据为治学目的。史念海先生突破前规，把考据当做治学手段，首创“文献记载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之道。
    史念海先生突破“书斋里面做学问，字里行间论短长”的旧规，放眼大自然，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特别是他在步入花甲之年以后，仍然坚持每年外出两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他跋山涉水，奔走于群山峻岭之上，穿行于大漠废墟之中，其严谨的治学作风令后辈景仰不已。
史籍记载的“永乐城之战”，无一例外地言明发生地点是在现在的陕西省米脂县东南，当地人也一直是这样认为，力劝史念海先生不必亲临，以防奔波劳顿之苦。但做为一个治学态度极为严谨的大学者，史念海先生坚持前往考证。一路上连换了两个向导，他硬是找到了传说中的古战场，结果证实那里地域狭小，人稀水缺，不可能发生规模稍巨的战争。避免了以讹传讹，纠正了历史的偏颇。对他而言，“奔波于路途，攀登于山原，也颇辛苦，然欲减小讹误，舍此莫由。”史念海先生的诸多论著，向来以史实清晰，论证严谨，绝无游谈无根之嫌而广为学术界推崇。这是他治学态度严谨，不畏艰辛，穷究实证的精神所致。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人士认为：“《河山集》自第二卷起，就一变而为一部全是用历史资料和实用调查考察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为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