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四人帮”御用文人炮制了一系列批判的“靶子”，其中最奇特的一个叫“唯生产力论”。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阶段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基础，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则一切社会革命的发生便无从谈起。因此，“四人帮”也知道直接批判“生产力论”是极易露出马脚的，于是便炮制了“唯生产力论”这一假命题，煞有介事地发表长文，气势汹汹地批判“唯生产力论”。迫于“四人帮”的淫威，许多不明真相的善良人只得跟着嚷嚷。但是，在当时的上层爱国人士中，已有人公开提出质疑，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教授、学者、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时年76岁的杨东莼先生。
    杨东莼是我国最早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之一。他1921年即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期从事教育、宣传和工会工作，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以及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厦门大学教授，香港达德学院代理院长，香港大公报社顾问；解放后任广西大学校长、武汉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作为一个秉性耿直而又学识高深的学者，对当时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不理解。在5月间的一次政协学习领导小组会议上，他首次提出：“当前的这场学习运动，是中央提出的，我们应该执行，要想点办法把学习搞好，使参加者真的有所收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经过认真的学习、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用我们政协的老话说，就是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最近以来，我认真阅读了各种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批判唯生产力论’中的‘唯’字究竟从何而来？我自知才疏学浅，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是自年轻时代至今一直没有间断。据我的记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这个‘唯’字。如果有，这是一个大发现，应该给发现者记一大功。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是那一位写文章的秀才杜撰的。而我认为，如果是杜撰，那是很不严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不尊重，会造成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对这个问题，我今天只是提出来表示质疑，我还没有认真去查阅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我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打算认认真真去研究，我还十分愿意求教于在座的诸位和各学习组的学友们。”话音刚落，主持学习领导小组的组长便接过话头说：“杨东老对这个问题既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兴趣和决心，我看不妨作一番准备，到联组讨论会上作个专题发言。”谁也闹不清，这位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理论水平都不能与杨东莼相比拟的组长同志，究竟是出于真心支持杨东老研究问题，还是出于“引蛇出洞”之类的故技重演？但杨东莼似乎没有考虑这些，他随即应声：“好，我接受这项任务。”
    但是，在6、7月间穿插举行的联组讨论会上，杨东莼却迟迟没有登场。学习领导小组办公室催问，他总答复查阅经典著作费时，再容他多花点时间和精力。直至临近7月中旬，他才报名发言。由于当时的联组发言，绝大多数人是抄书抄报，不联系现实，讲者和听者都是当作履行一种任务，表面上颇为热闹，参加者实际上提不起精神。而杨东莼质疑“唯生产力论”的消息早已传出，开讲那天，到会的人空前踊跃，杨自己也是夹着讲课的大皮包，带了许多书本资料登台的。虽然其时气候炎热，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连个电扇也没有，讲者摇着大纸扇，仍不停地擦汗，听者也同样以扇子驱热，然而杨东老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居然全场鸦雀无声，无一人进出，这情景也是空前未有的。
    杨东莼先讲5月间他在学习领导小组会上问题的提出，然后转入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几乎把马、恩、列、斯、毛的有关经典之作都引述了。集中到一个内容就是：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无例外地高度重视“生产力论”，把发展生产力看成一切社会变革的主要依据和原动力。最后，杨东莼郑重而严肃地说：“我为了查阅这些经典著作，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餐。我的水平、能力和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但仍无法证实那个‘唯生产力论’的‘唯’字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也进一步推论，是否是现在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已成了‘敌人’的前党中央领导人有过这种‘唯生产力论’的提法？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第一，我本人为此也查阅了许多有关文件和讲话，还询问过若干老同志，第二，翻遍所有报刊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文章，均不见指明这‘唯生产力论’的出处，这也反证不是诸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创造发明。如果是他们，恐怕早已用大号字标出，而用不着打这个哑谜，让我这个书呆子去花这番苦功夫了。由此可见，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仍认为这‘唯生产力论’是某一位写文章的秀才自己的‘创造发明’。而这种‘创造发明’其目的何在，我不想多加推论。但我认为，即便是写文章，搞研究，这也是乱设命题，制造混乱，以假乱真，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做学问的人所不齿的。果真如此，我深表遗憾！乃借此机会求教于在座的诸公。天气太热，你们辛苦了，谢谢！”杨东莼的这番宏论，至少在当时的200位听讲者中，是颇得人心的。其证据就是杨东老的宏论传到上边之后，即指示要“帮助帮助”，进行批判，清除其影响。但这个指示即便在杨东莼所在的小组，也未能认真贯彻。在政协直属组，即有人说：“这个理论问题太深了，我们不是学者，要分析批判，难以胜任。”时间拖了不久，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学习会暂停，计划对杨进行的“帮助”，也就不了了之。
    （本文原题为《杨东莼‘唯’字质疑，赵朴初慷慨陈词》，有删节，见汪东林著《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中央文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