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公婆是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21日，由于当时中央卫生署返都南京，我和我的先生马龙瑞（马叙伦的第六子）突被通知第二天就从重庆飞回南京。在工作尚未安排的空隙，马龙瑞携我回上海探望久别八年的父母亲。我不免有点像丑媳妇要见公婆似的紧张。我早知公公是位有很深造诣的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而且是有群众威望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斗士。当我们突然出现在父亲的居所拉都路（现改为襄阳南路）383弄32号时，首先看见了丰满的婆婆，婆婆高兴地直叫阿六（马龙瑞的乳名）回来了。这时一位老人从楼上匆匆下来说：“你们来得好快呀，这是女杰吧！”我马上向前叫了声爸爸。只见他老人家两鬓斑白，留着短须，清瘦而有精神，那为父的慈祥和笑容打消了我不少的顾虑。他的苍老的面颊刻下了在战乱时的烙印。抗战时他孤身一人困居在沦陷了的上海，妻儿均远离在云贵川的后方，只小妹一人陪伴。他在“六三索薪运动”时被军警殴打过留下了头痛病以致身体比较瘦弱，同时又因物价高涨，贫病交加，有时几乎到了无米为炊的地步。但即便是这样，他也严词拒绝了汪伪要他出任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的企图。他的学生，当了汉奸的陈公博送来钱和粮食也被拒之门外，他说即使饿死也不为虎作伥，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因此，这时他的苍老更使人肃然起敬。我们询问他最近健康情况后他笑着说：“你俩都是医生，这以后我生病不愁了！”这简短的话，使我感到温暖亲近，这是对我的认可，我也感到已融入在这个家庭中了。
    我们叙述着离散后的经历，其中有几件值得记述的：
    那是在1939年，马龙瑞从上医大刚毕业即被调往红十字会，分配去云南边境遮放地区进行抗“瘴气”及防病治病工作。因为大后方的军民后退时要从越南海防再入云南，军民因被蚊虫传染而发疟疾严重影响军力，因此抗疟成为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重要任务之一。当他老人家得知此消息后，曾写诗一首寄给马龙瑞给予鼓励，特抄如下：
    《瑞儿奉征赴滇不能无感时十月廿八日》五首:
阶前枫叶红似火，天上浮云白似霜
秋思正随秋鸟去，伤离又下泪千行。

诸儿唯汝最恢奇，报国驰驱正此时，
去去西南更西北，河山助你壮英姿。

未复河湟不计归，征途消息付东飞，
摄生汝自知方术，未免私情向落晖。

母闻儿往亦先笑，兄弟重逢自倍亲注，
独有白头黄歇浦，多愁多病倚何人。

送汝汗干泪满襟，江潮怜我助呜咽，
一帆明日知何处，万里相从一寸心。
注：瑞儿往安南之海防入滇，余妇及十三儿龙章，女龙环均避兵从二儿龙潜居海防，五儿龙翔，十儿龙来皆在滇。
1941年，马龙瑞特将数年来在云南工作的工资积蓄500银元寄给贫病交加的父亲。这笔大收入，使他非常激动，感慨中作诗寄给龙瑞，抄录如下:
欲湿青衫劝我医，感君陈重不能辞，
岂矜生死能平等，真愧亲知尚重期。
中原万里方浮血，薄海同仇未寝皮，
姑宿雍苓延伏腊，收京闻正动熊旗。
叙伦书付瑞儿
（注：此诗未收入《马叙伦诗词选》）
一首在抗战的1940 年寄给在云南遮放时的诗说明老人在妻离子散时，他独居上海，日寇侵犯，而我军节节败退时的心情（３）：
送儿江尾去江沱，况复西行瘴疠多，
年少不知行役苦，旗亭访古听蛮歌。
且反西来异术传，且把叆叇换蛮烟，
待得茱萸栽遍后，淮南鸡犬亦成仙。
一儿滇北一滇西，一子摊书对碧鸡，
二子日内商或读，转瞬三见草萋萋。
老妻弱女又分离，乱世家人似奕旗，
闻道尔娘心脏弱，蛮云瘴雨恐非宜。
黄浦江头一鬓皤，仰颜西望泪如何，
将何遣日凭书卷，对雪犹心永絮娥。
崎岖病臂谢轮蹄，绛帷空将姓名题，
大好山川劳梦寐，醒来涎沫润玻璃。
河湟未复不胜愁，又报将输十六州，
无力戎行心有刃，即时飞斩佞人头。
一响安穷不送穷，还栽盆草引东风，
东风自向西行去，合遇青翎半路中。
廿九年一月廿一日雪聪寄龙瑞遮放
（注：此诗未收入《马叙伦诗词选》）
1943年马龙瑞始回贵阳，于1944年和我结婚后十天即被派往印度学习热带病等，公公得此消息后有感作诗一首（４）：
八公草木竟如何，信口伪传弃界河，
一寸山河金万寸，丹黄鍼下已无多。
尘遮玉镜半模糊，照得天涯逋客无，
正是洞房花烛后，不堪仓卒上征途。
领头正数一枚梅，驿路今来分外回，
候得东川王母果，勤将安否慰黄骀。
　　寄瑞儿   石翁
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老人家对得到离散亲人的家音感到无比的宽慰，从《得家书》一首中可见（５）：
江南蜀北信同来，客里愁眉暂一开。
始信乱离唯一事，家人消息最关怀。
1946年4月27日正逢他62岁生日，我们正逢此时得全家为他庆祝生日，祝福他健康长寿。八年离乱，难得的团聚，欢乐中不免想起他老人家失去一个心爱的儿子龙来，死于西南联大，唏嘘不已。
在上海逗留短暂的十天里，我们看到父亲日夜繁忙的生活。整天都有不少“客”来往。关于那些“客”，他告诉我们都是争民主、反内战的志士仁人，他们交流各自的思想和策略，他们是刚组织起来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和同情者。他每晚要写文章和记日记，揭露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搞内战，搞独裁。他要用一只笔代替匕首刺向反动派的心脏，唤醒人民共同起来争取和平和民主。不仅是口诛笔伐，不久还付诸行动。
我们回南京二个月后，就发生了“六·二三事件”，才知道父亲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举为请愿团团长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时在下关被暴徒打伤。我们在第二天从乡下赶往南京城中央医院去探望父亲。得知请愿团都是年高有声望的老者且多人受伤，父亲和雷洁琼受伤很重。父亲头上裹着带血的绷带，无力地诉说后脑很痛，肚子也被暴徒踢伤，他身边的血衣放在床前几上，我们的心都揪起来了。他还告诉我们，要不是受大家保护，受伤会更重。为了保护他，阎宝航和雷洁琼都受了重伤，阎宝航手臂骨折。由于探视时间限制，并得知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要到病房来探望，我们只得不舍地走开，并和在中央医院中我们的同学同事打了招呼，请他们帮助细心照料受伤的病人。当我们下楼梯时正遇上周恩来上楼，和我们擦肩而遇，当时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时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至今还后悔不已。家中珍存的周恩来探望父亲的照片正是那时拍摄的。父亲曾向周恩来说：“为了和平，这是预料到的，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周恩来严肃地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关于这次事件，在1985年纪念马叙伦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邓颖超大姐特地前来和马叙伦的家属合影，并对家属说了一些感人的话，那时我正面对着邓大姐，所以她说的话记得真切，她说：“我非常敬重马叙老，他敢于为人民说话，他是党的亲密战友，国民党也讲‘统战’，但是谁对共产党最亲，他们就最恨谁。在‘六·二三下关事件’时，马老和雷洁琼大姐被打得最凶、浑身是血，我们当晚二点钟去看他们时，受伤的人都乱放在地上，我和恩来向院方交涉一定要住进病房，他们才找到三等病房把伤员集中住在一起，第二天早上，他们才算换了单间病房。那时我知道他们一天下来都没吃东西也没水喝，我们马上要人外出去买饼干和弄水来。我们安慰他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今天我们纪念他，要向他学习，要继承他的精神！”我们听后热泪盈眶，感到党的温暖，更感到这么多年后的今天，邓大姐对这件重大的惨案记忆仍如此清楚。随后她还向家属一一握手，并摄影留念。
解放初，民进中央要收集马叙伦的著作、诗词、书法及登载有他的文章的刊物。我和马龙瑞在上海福州路的各出版社、书局收集到有整套的《民主》周刊、《周报》及《文萃》和《昌言》等，取回后经过摘抄其中有马叙伦或夷初署名的文章共计106篇，都是在1945年9、10月后到1947年间的著作。从这次整理后我对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对国家的安危给以极大的关注有了新的认识。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不容易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应是团结全国人民重建家园，使国泰民安。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要先消灭共产党，取消共产党的根据地，消灭抗日有力的人民军队，接收共产党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地区。国民党搞独裁、打内战的阴谋，使他大失所望，中共发布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宣言，使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积极地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要和平不要内战的斗争中。在此期间他每周都要写几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民主》周刊是在1945年10月13日创刊的，他第一篇文章《思想解放》就揭露了蒋介石要挑动内战的阴谋和实行独裁的政治主张。民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对时局的宣言》就是在《民主》周刊上首先发表的。马叙伦的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政局变化的，如《怎样结束昆明惨案》一文。1945年11月25日昆明的西南联大近六千名在校师生集会发表演说，要国民党不打内战，要民主，结果被军警包围镇压并开枪、扔手榴弹，造成师生伤亡悲剧。他将被封锁的新闻大胆地写出真相刊登于《周报》周刊。还有国民党也搞政治协商，但是马叙伦在《周报》中也揭露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暗礁”；“希望政协不要让步了”。还有《从李闻案谈到政治暗杀》，指出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是穷极无赖的手段，并说这种手段不可能阻止人民要求民主的斗争，还会“生生不绝”的。他还说，我的历史上的一部分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子弹。他锋利的笔伐，使国民党恨之入骨，因此《民主》和《周报》二刊先后被逼停刊了，在最后的休刊号上他仍然再登上一篇《民主是禁止不了的》，体现他争民主的决心。
最近，我将过去收集的目录底稿进行了整理，对四大刊物刊登的文章按期重新抄写，惊奇地发现父亲在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