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5月,17岁的马叙伦告别慈母,随同恩师陈介石及温州籍学友五人乘船抵达上海。
20世纪初的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是介绍西方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想的阵地。国内及旅外革新人士出版发行的报刊在当时多达两百种,而最有影响者,如《外交报》、《翻译世界》、《选报》等均在上海出版。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也辗转传入上海。马叙伦经人介绍,进入选报馆做编辑工作。《选报》以线装书形式出版,选取各报刊发表的国内外重要消息,附加一篇时事评论,相当于现今的“文摘报”。
稍后,选报馆另办一本杂志,马叙伦建议请老师陈介石主持,得到报馆发行人同意,又会同后到上海的盟兄弟汤尔和、杜士珍,于1902年9月办起了同人刊物《新世界学报》半月刊,馆址选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上海编译局内。在创刊号里,《新世界学报》称:“本报以通古今中外学术为目的”,“取学界中言之新者为主义”。明确表示了刊物变法维新的倾向和崇尚新学,厌恶旧学,以学术救国的宗旨。《新世界学报》设有经学、史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马叙伦负责)、法学、兵学、宗教学等栏目。马叙伦除了做编辑工作,还经常发表文章,内容涉及教育学、文字学、史学、哲学、法学、宗教改革、物理学、农学等多学科,反映了青年马叙伦广泛的求知欲望和对西方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对《选报》、《新世界学报》,梁启超曾说:“上海丛报视数年前大有进步,去年发行之《选报》,最称铮铮……然新出之《新世界学报》,魄力亦大有惊人者”,足见两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1903年夏,主编陈介石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再加上其他原因,《新世界学报》停刊。次年,马叙伦参加邓实、黄节发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讲习国学,并参与筹办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宣传爱国、保种、存学;还刊行《国粹丛书》,其中多数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禁书。国学保存会的言论比《新世界学报》还要激进,影响也更大,引起了章太炎、柳亚子、黄宾虹、范文澜、钱穆等大批著名学者的关注和共鸣,他们或成为刊物的重要作者,或成为团体的骨干。多年以后,马叙伦在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同人们很卖力气地鼓吹民族主义的革命,这个刊物有文艺复兴的意义。
1909年11月,陈去病、柳亚子、黄宾虹等人发起组织“南社”,次年马叙伦加入。南社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社团,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成立地点选在明末反清的“复社”活动旧址苏州虎丘张东阳祠;社名取“南” 也颇有深意,古诗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社址、社名都寓有明显的反清倾向。马叙伦入社后,接触反满革命人士,由办报转向社会活动,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这个时期,他读了《孙逸仙》。马叙伦以前从陈老师那里听说过孙中山先生,对他非常崇拜,在南社看了章士钊的这部译著,对孙先生的革命事迹和兴中会才真正有所了解。
1910年,邮传部尚书大臣盛宣怀屈服于英国商人的压力,要把江浙两省绅商集股兴办的铁路“收归国有”。消息传出,激起两省铁路公司和商界的强烈抗议。清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仅侵犯了民生和民权,更属媚外误国,由是,学界也积极加入并以其政治敏锐性和文化优势,站在了这场护路斗争的前列。此时陈介石任浙江省咨议局议长,马叙伦辅助老师作兼职书记。师生们商议如何借争路权,“送清朝的终”。马叙伦联合绅商代表汤尔和、咨议局议员楼守光,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坚持由浙江商民自办。他们认为,铁路一经“收归国有”,必受英帝国主义控制,而且更为危险的是此例一开,列强必然援例要挟。此举表现出爱国士子的远见卓识,这一年,马叙伦26岁。
1911年,马叙伦随汤尔和东渡日本。汤为筹建浙江医学专门学校赴日考察,马叙伦却为面见排满复汉、反对专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曾因鼓吹维新遭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回国后剪辫发明志,后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替邹容《革命军》作序被捕入狱,足见其思想已从改良维新提升到反抗专制政体。出狱后的太炎先生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因思想更为激进,在革命的策略、目标和方法上与孙中山、黄兴有分歧,故而重建光复会,且有秘密外围组织。光复会的誓词中有“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之语。马叙伦加入同盟会不是由国内南社介绍,而是由海外的章太炎介绍,不能不说是志道相合、缜密思考的选择。经历了办报,经历了南社活动和护路斗争,马叙伦认识到仅从事舆论、教育、动员工作是有局限性的,从而决定改变稳健立场。从马叙伦东京见章炳麟一事,可管窥他思想的跃动。他的一首词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其中有:“灯下频看宝剑,梦中时击天闾。舳舻十万王扶余,年少气真如虎。”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章大师最终没有介绍马叙伦入光复会,而是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这一时期,马叙伦浸润在反清反专制的革命氛围中,思想和斗争经验逐渐成熟起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降临到华夏大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陈介石态度鲜明地指出:“清之天命尽矣,革命军必成!”马叙伦、汤尔和、楼守光连忙向陈介石提出在省城办民团,表面上是绅民用以自卫,实际上积极准备响应起义。民团成立了,议长陈介石任民团副理,马叙伦将全家老小送往乡下,与汤、楼二人分管上中下城巡守,同时着手筹备枪支。11月3日,上海起义成功。4日深夜,杭州新军起而响应,活捉巡抚增韫。次日,在陈介石的劝说下,旗营官兵投降,兵不血刃,光复杭城,浙江省宣告独立。11月间,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马叙伦异常兴奋,代都督府起草文告,亲自带人查封省城大清银行、布政司、盐运司,忙得不可开交。
面临末日的清政府垂死挣扎,起用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然而不少革命党人却沉醉于南方各省的胜利,并对握有重兵的袁世凯存有幻想,秘密联络,希望借助袁世凯最终推翻满清,还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定。
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马叙伦应杜士珍之约赴上海办《大共和日报》。期间章太炎由日本回国,马叙伦请他做报社社长,自己任总主笔,继续宣传革命鼓吹共和。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向参议院提出辞职;3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职。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这次革命只推翻了一个清朝政府,由于领导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基础,没有担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任,也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这时的马叙伦认为:“我本来不晓得政治,不过推翻满清好像是我不能辞谢的责任”,“现在满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我还是做教书匠,在我的岗位上工作吧。”几个月后,他辞去了省都督府秘书和印铸局局长的职务,到浙江省第一师范教书。1913年2月,又北上到国立北京医专任教。1915起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员、教授,讲授文字学和宋学。一个中学未曾毕业的31岁青年,凭着对事业的执著自学成才,开始在中国文化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马叙伦称此举为“还我初服”,并认为“教育办好了,政治也就办好了”。然而,如果他能够早些年知道孙文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思想,或许会改变以教育救国的初衷。
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最终埋葬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青年马叙伦在这场斗争中也书写下无愧无悔于时代的人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