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的几年时间，父亲在北平工学院任教并任机械系系主任。全家住在北京西城区西廊下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父亲上班、母亲操劳家务，两个姐姐上学，我当时只有几岁，在家中玩耍，还有两个妹妹只有一两岁，全家过着温馨而安宁的生活。
    四合院的正房是饭厅，还有两间卧房，父亲住在里间，我和妈妈住外间。西厢房是姐姐住着，东厢房是父亲的书房。每晚母亲催我上床睡觉时，父亲书房的灯总是亮着的，竟无一次例外。父亲的书房母亲是严禁我去捣乱的，受好奇心的驱使，终于有一天我按捺不住，轻轻把书房门推开，我张大眼睛看，原来四壁书架上都放满了书，桌上也堆满了书，父亲低头正在写什么，看我进来，他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来了就做点事吧，让我在他看过的文件上打一个印记。我记得，我把好几个印记的方向都打反了。
    这期间，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时局十分紧张。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常常谈到深夜，有时声调激昂，有时又忧心忡忡。
    一天晚饭的时候，父亲打开了一瓶酒，而且喜形于色，这时听到远处有隐隐约约的鞭炮声，接着近处不知谁家又放了一挂鞭。我问父亲，今天是什么节，父亲说，今天这个节比什么节都重要，全民联合起来了，打日本鬼子。后来知道这是国共联合发表抗日宣言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终于爆发了。
    我于193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小，事变发生时，我正读小学一年级。那天教师给我们讲了中国大刀队杀日本鬼子的故事，还讲了《最后一课》，那是一位法国作家用儿童的口气写的反对德国侵略的短文。最后教师用嘶哑的声音，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决不作亡国奴！”同学们都哭了。
    学校动员大家给前线将士写慰问信，送慰问袋。
    回家后，我和姐姐忙着做慰问袋，并用平时省下来的几个铜板买了些慰问品，那天我们很晚才睡，母亲也没催我上床睡觉。
    那天母亲与父亲焦急地、紧张地讨论到很晚，京津高校师生准备迁往抗日后方，万众一心，喊出了“我们决不做亡国奴！我们要斗争到底！”当时母亲正在妊娠期间（怀着我弟弟），我们也都太小，难以跋山涉水，又怕影响大队人马前进，最后决定父亲只身前往，母亲带着我们留下。
    我听说，有人劝父亲说，一个孕妇带着一群孩子，在日本统治区怎么生活？建议父亲暂到美国任教，并说在美国也可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而且美国很多知名大学都会乐于聘请他。后来母亲告诉我：“你父亲不会去，我了解他，他太爱祖国的河山了，他太爱自己的同胞了，他太爱他的学生了。平时还可能，但是在危难之时他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母亲知道父亲是对的。她承担下了一切。也许她未曾料到抗日战争持续了这么长，也许当时她未曾料到生活是如此、如此的艰辛。
    在抗日的将士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以后，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大踏步地进了北京城。
    父亲带着全家离开了那个小小的四合院，到了天津，暂住在由姑母处借来的半套房子里，那里是英租界，相对比较安全。
    那个小小的四合院我以后再没有去过，但父亲书房的灯光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行前，父亲把我和姐姐安排在就近的一个小学读书，还带母亲走访了一些亲友，请他们多加关照。在一个阴暗晚秋的凌晨，他留下自己的爱妻和子女，只身走了。
    父亲以他自己的行动教育了我，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要永远把祖国、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是我永生铭刻于心的。
    
                            （二）
 
    抗战八年，对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和在苦罹中煎熬着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
    父亲走后的最初几年，我们靠家庭早年的积蓄生活，积蓄用光了，母亲把父亲给她的几件定情的手饰都卖了。姐姐有很高的绘画天赋，她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艺术学院，为了养家，她失学了。姐姐后来做了中学教员。抗日的最后两年全家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多少个深夜，当我从梦中醒来时，听到母亲洗衣服擦板发出格格地有节奏的声音，至今这个声音仍震颤着我的心。
    我们学校离家较远，中午带饭盒由母亲装好，通常是一个小窝头，两块白薯和一小块咸鱼。很多次在课间操时（上午十点）我就把那点东西吃光了。记得是一个中午，我靠在墙脚下晒太阳，已经是初夏了，天还是那么冷，同学们呼唤我去打乒乓球，我真想露两手，可是我感到身子很软。站起来又坐下了。那年我十五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向母亲说过我的饥饿，我知道由于母亲的偏爱，全家我是吃得最多的。
    由于贫困，母亲患了多种疾病，关节炎、脖肿、小便失禁等等。有些病到她的生命尽头也没有医好。
    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中国人一定会战胜日本鬼子，法西斯必定灭亡。全家好象和日本鬼子比赛，看谁活得长。
    父亲的来信是全家最大的喜事，每人都要看很多遍，信中倾述了他对妻子、子女的思念之情、工作情况，最后总要告诉我们一些抗日胜利的喜讯。
    父亲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才离开妻子可能会感到诸多的不便。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亲人的思念，尤其是想到数千里之外亲人在受着苦难时，这些不知怎样折磨着他。
    十多年前，一次我出差时在软卧车厢里碰到一位老先生，从我的同事那里他知道我姓潘。可能我长的像父亲，他问：“你认识潘承孝教授么？”我说：“正是家父。”他非常激动，站起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子，说抗战时他在位于陕西城固县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读书，谈到父亲的一些往事，几次泪水在眼眶里转。后来我告诉了父亲，他说“那时大家都离乡背井，师生之间感情很深”。
    1945年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全民欢腾，老百姓在欢腾和喜悦中迎来了一个个接收大员。遗憾的是这些衣锦还乡、西服革履的接收大员不久老百姓就称他们为“劫搜大员”了。
    父亲在胜利后约两个月，把学校的事料理妥当后，先到上海看望了我的祖父，然后乘“蔡锷号”船抵达天津。全家都去码头迎接别离了八年之久的父亲。
    父亲身着蓝布长衫，脚下一双布鞋。迎接他的人不少，第二天全国各大报都登了潘承孝院长抵达津门的消息。
    父亲和母亲说了一夜的话。他们房间的电灯很晚还亮着，八年时间母亲承担了一切艰辛，这是可贵的，然而更可贵的是她竟无一句怨言。
    父亲带回来三个箱子，两个褪了色的布箱子和一个棕箱子（后来我去陕南出差，才知道那是汉中的土产）。孩子们都好奇，想看看这三个土里土气的东西里放着什么宝贝。箱子打开后，孩子们都有点失望，原来稀奇物件一个也没有。父亲送给我两个圆润半透明的石头，他说是去新疆时由和田带回来的。我一直留着，直到文革期间连命都顾不上的时候才丢了。
    一位父亲的同事说：“你父亲的薪金不低，他平时省吃简用，钱都存银行了，钞票贬值，钱都存没了。”我又问：“父亲为什么这身打扮？”他说，你不懂，这叫名士派头。后来我告诉母亲，母亲说：“甚么名士派头，他和我结婚时，大学才毕业，还不是名士呢，就这身打扮。”
    此后父亲留在北洋大学任教，以后还做过系主任和教务长。


                              （三）
 
    五十年代初期，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父亲曾对我讲起，解放前给学校要教育经费，不知要费多少唇舌，有时教授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很有感触。
    我1952年大学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和父亲一年也就见上一两次面。那几年看到父亲有说有笑，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
    由1957年下半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拔白旗，最后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父亲一次比一次沉默。
    文革期间父亲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还被“群众专政”过。母亲由于忧郁过度，患了癌症。我当时以“五七战士”的名义，在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接到家信，我立即赶到天津，不幸母亲已到了癌症晚期。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母子二人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后来我知道家里被各派红卫兵反复“地毯式”抄家多次，有人向家里扔石头，坐在马桶上，母亲问我：“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整自己，整得这么惨？”我真是无言以对。
    母亲在还没有病倒之前，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给父亲做了好几套棉衣、单衣。母亲用她瘦弱的手紧紧拉着我说：“我嫁给你父亲没有过上几年安宁日子，也吃过不少苦。但我不后悔，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老了。我走后，你们多来看看，常写信，不要让他太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