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过世已有二十余年了，我在梦中经常浮现他青年时代热血方刚，赤心抗日救国的形象。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怕艰难，尽心竭力，奋斗终生的精神，－直激励着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互敬互爱，非常幸福。可是纪元离开得太早了！正值跨入新世纪，祖国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之时，我们未能一起欢庆党的八十周年，真是感慨万千！我沉浸在历史的回忆之中，随着自己的思念，记下往事的片断，以表达我的深切怀念。
    张纪元1919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父亲张竹溪在川沙县城和上海十六铺开设水果行，为人忠厚善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与同乡黄炎培先生是世交，是川沙县一位知名人士，在上海水果行业中享有威望。母亲是旧社会典型的贤妻良母，一个明理的女子，对子女教育较严，张纪元从小受母亲望子成龙的教育，立志做毕业歌里高唱的：“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纪元小学毕业后，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上初中，受黄炎培先生“以创实业，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影响，刻苦学习，热爱祖国，迫切希望挽救民族危机，少年时代就随进步同学不怕艰难，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在初中毕业时，受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的影响，思想开朗，决心要“周览四海”求“天下奇文壮观”，毅然上北平——旧中国的文化中心求学，考入北平汇文中学。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北平青年学生看到民族危亡，个个热血沸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元怀着爱国救亡的满腔热忱，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1936年春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民先”的领导下更是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进一步懂得民族解放、抗日救国的道理，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深重灾难中挽救国家民族。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正值暑假）他回到上海，接着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平津学生在上海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纪元做联络工作，同时借读于上海清心中学。后因清心中学对学生活动限制很严，开展工作困难，寒假后转入华华中学搞学生会等工作。纪元在参加学生运动过程中，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不断接受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进一步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的道理。从此由追随、信仰共产党，进而产生了热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于1938年9月由莫振球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只要革命工作需要，他都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我和纪元是少年时的同学，他去北平上学后常有书信来往，后因战乱，避难到上海法租界，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于1938年3月结婚，当时相约我先不找正式职业，只参加职业妇女俱乐部（茅丽英同志领导的妇女团体）组织的一些活动，这样对他开展抗日斗争有利。当他察觉我思想有波动时，深情地对我说：“你现参加妇女俱乐部义卖等活动，配合帮助我做掩护工作，都是抗日，现在是抗日第一，一切服从于抗日。”
    当时他还上大学，我们同他父母一起生活，吃住没有问题，但是，出去交往需要零花钱却又不愿向老人伸手，他就一面上学一面兼课挣－点工资做补充。
    1938年9月纪元考入大同大学，和肖子岗等同志搞学运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参观团、演剧团等，同时还积极动员同学们一起到地下党主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当时人们称为上海“抗大”）听课，团结同学共同抗日。1939年组织上指示他转入大夏大学，在党的领导下，搞学生协会，开展抗日反汪运动等工作。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兼任“启秀女中”等中小学的教师，讲授时事及社会发展史等课。他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当时形势和社会发展规律采取讲故事等方式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引导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1940年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上派他打入国民党内做工作，当时纪元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党的任务，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尽心谨慎，机智灵活地去完成任务，深入做好工作，了解敌情，给党组织提供对敌斗争的情报。为此，他在生活上适当随和，在思想上特别警惕，他给自己规定两条禁令，一不酗酒，二不下舞池。到某些社交场所常带我同去，一则表示彼此知己，二则可与在场夫人们谈些家常，听到一些风声。还可协助应付，如舞女拉他跳舞灌酒时，我可以从旁解围。记得纪元有一同学王某是共产党员，因病借住我表姐家疗养，不料由于王某不谨慎，被同楼一名三青团干部怀疑上。一次聚会闲聊时，一位夫人提醒我说，住你表姐处的王某据说是共产党，你们离他远一点。回家以后，我把这个信息马上告诉了纪元。他立即通知小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事变后，日伪进入上海“租界”，形势更为恶化，一些进步同学先后去根据地和解放区，当时组织上考虑纪元在上海社会关系多，做地下工作较为有利，让他留下。当时环境非常险恶，纪元送同学们去解放区时很想一起走，但考虑到抗日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以有病为名暂时辍学，到乡下隐蔽一个时期。后经组织同意在川沙县城与亲戚顾士元、蒋福根合伙开设恒鑫杂货商店（副食商店），以经商为名隐蔽了一段时间，约半年后回到上海，1942年9月回大夏大学复学。大学毕业后，他搞社会上层方面的活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运用他父亲及父友、表兄的关系，经组织决定先后参加了浦东同乡会和慈善团体。这些团体中大多是工商界头面人物，有的是“暴发户”，纪元从中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同时结合慈善团体的特点，动员有财力的人士捐款办学校、教养院。在敌伪时期，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贫苦人家孩子无法上学，纪元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千方百计为失学儿童办学。在赵朴初先生的协助下，1943年在上海打浦桥（贫民区）创办了“继儒义务学校”，吸收贫民子弟入学。该校教职员工大部分是组织介绍的同志（该校教务长华锦同志解放后是北京八中校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以教学作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张纪元任校长。期间，他费尽心机思考如何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常与教务长华锦同志商议，既不能让当局抓辫子又要对学生加强德育教育。他常说小学是基础教育，是培养国家有用之材的重要环节，一定要办好。他担任校长职务直到上海解放。在此同时为了开展工作，他还兼任浦东儿童教养院常务董事、职业界团体“益友社”理事等职务，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利用某些社会关系，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受尽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血腥镇压人民革命事业，蓄意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奋起反抗，各界人士纷纷发起成立各种社会团体。纪元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勇敢地参加反内战斗争，同马叙伦、王绍鏊等老前辈一道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参与筹备工作。他和王绍鏊（尊称却老）每天早晚以打太极拳为名，两人一起推手时就商讨如何筹建民进的工作，研究联系对象等；还有赵朴初、梅达君等同志常在我家聚餐聊天，用谈天说地的方式议论创建民进之事。在此同时得知之江大学同学要为一批交不起学费而被迫停学的青年筹办一所学校但缺乏资金时，纪元觉得办一所这样的中学很好，可与继儒义务学校（小学）接轨，既可培养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又可为创建民进时提供活动场所。他不辞辛苦地奔走于慈善界中有财力的人士之间，筹募经费，终于办起了民本中学，并任民本中学校董。
    1945年党组织决定他除教育工作外，还要从事财经工作。从这年9月开始，他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负责的党的地下经济机构“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任公司国内部副经理，在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他参加工商界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以联络感情、互通信息为名宣传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和党的统战政策，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共同分析形势，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在此期间，有时为了顺利完成向苏北游击队根据地运送药品的任务，他亲自以经商为名，利用国民党内的朋友关系，出入封锁线。他处事机智巧妙，总是安全完成任务。他的腰椎有病，一次路上受了凉，痛得难以站立，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底，回到家躺在床上都不能动了，他还是乐呵呵的。由于他在国统区的工作中，勇于开拓，不畏艰险，加之他年轻，所以东方公司比他年长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张三弟”。东方公司凡有机要事宜，一般都到我们家来，几个人围座在桌边打扑克，一边说笑一边商议事情。1947年冬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需要设立掩护革命同志的据点。当时组织上决定在纪元的老家利用其父亲的名义，创办“竹溪小学”。学校规定：广泛吸收失学儿童，贫富子女都可入学，学费不论，没钱可用鸡蛋等实物作价代替，特困生可免费。教师聘请之江大学教育系顾怀涵等进步同学担任，作为她们专题实习乡村教育的一门课程。教学内容方面，除上正课外，还组织学生搞一些课外文娱活动，教唱革命歌曲，排演活报剧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竹溪小学由张纪元兼任校长。具体校务工作由蒋群明负责，一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上海解放后，组织派纪元参加金融业的改造工作，历任中国实业银行副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秘书长等职。他认真贯彻我党统战政策，尊重资方代表，对他们以诚相待，加强团结，做好金融业的改造工作。期间他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时，纪元在各种不同场合，总是见缝插针，结合实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海解放初期，社会上谣言四起，中上层人士中，思想顾虑重重，纪元有机会接触时，就�